【原文】
《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寸衷，而取验颜面。
【翻译】
《扬雄传》中说道:“君子遇到政治清明、君王有力的时候，就要努力实施自己的理想抱负;遇到政治紊乱、君主无道的时候，就要像龙蛇那样，能屈能伸。”龙蛇，就是指一曲一直，一伸一屈。比如说，行为正直就属于伸的一面;言辞谦逊，就属于屈的一面。这首诗讲的是为了避免品行高尚而受到伤害，所以要言语谦逊，以自屈求全，这就是龙蛇之道。
诚恳的心意表现在人的外貌上，植根心中的本性也会表现在气色上。古往今来有道的人，他们的淡雅谦和无不通过外貌表现出来。我的气色没有丝毫变化，难道是欲望没有淡化?机心没有消弭?我应该在心中深刻反省，让内在涵养通过外貌表现出来。
【点评】
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才华不被赏识，能力不被了解，既不怨恨，也不迁怒，这是君子的修养境界，也是处世的藏锋之道。孔子要求“温、良、恭、俭、让”，其实也有藏锋的意思在里面。老子说:“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真正聪明的人看似平庸，不自炫耀;真正善辩的人发言持重，不露锋芒。这些都是看透了人性、参透了世情之后的远害全身之道。常言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一般人唯恐人不我知，所以锋芒毕露，无所顾忌，行动上快人一步，言语上压人一头。但是却不知道，才华横溢、锋芒太露的人，虽然容易受到重视，却也容易招人忌恨，遭人暗算。
因此，曾国藩的龙蛇伸屈之道，其实是韬光养晦、自屈求全的生存之道。那么，什么是“藏锋”呢?曾国藩解释说:“藏，匿也，蓄也;锋，尖也，锐也。藏锋乃书家语，言笔锋藏而不露也。吾谓言多招祸，行多有辱。是故，傲者人之殃，慕者退邪兵。为君藏锋，可以及远;为臣藏锋，可以至大。讷有言，慎于行。乃吉凶安危之关，成败存亡之键也。”这就是说，屈是为了伸，藏锋是为了蓄志，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事。锋芒太露而不懂得收敛，虽然容易取得暂时的成功，但是却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因此，曾国藩劝诫家人:“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所说的藏锋之道，不仅是一种处世哲学，而且是一种修养功夫，并非一味地圆滑善变，委曲求全。曾国藩要求淡嗜欲，消机心，以求达到“淡雅和润”的精神气度。这就将藏锋的处世艺术提升到内圣的修养境界。
【原文】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自秦汉以来，迄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才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翻译】
大凡有血气天性的人，都会油然生出想用什么办法超过他人的念头。他们讨厌卑微的职位，向往崇高的权势，讨厌贫贱而希望富贵，讨厌默默无闻而希慕声名赫赫。这是世人的常情。但是大凡君子，大都终身寂静藏锋，恬淡地弃官隐居。他们难道与一般人的天性不一样吗?实际上，他们才真正明白了大的道理，知道一般人所争夺追逐的名利是不值得计较的。从秦汉至今，所谓的达官贵人，哪里能数得尽呢?当他们高居权势要职时，举止仪态从容高雅，自以为才智超过别人万万倍。但等到他们死去之后再看，他们和当时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就那样忙忙碌碌活着，又草草死去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当然其中也有所谓依靠功业文章猎取浮名的人，也自以为才智超过别人万万倍。但是等到他们死去再看，他们和当时的杂役贱卒、低贱贩夫，就那样忙忙碌碌地活着，又草草死去的人，也真的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既然这样，那么今日那些身居高位而取得虚名的人，自以为自己文章蕴含深义而地位显贵，因而泰然自若地自奉为高明，竟然不知道自己跟眼前那些忙忙碌碌执劳役、供使唤的杂役贱卒、低贱贩夫一样，最终都同归于死亡，而没有丝毫的差异，难道这不叫人悲哀吗?
【点评】
老子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一般人只是看到事物的表象，却看不到事物的本质，汲汲于求全求盈，急急②彰扬显溢，因此引起无数纷争。老子以其睿智洞察事物的真相，告诉人们:求全之道，在于不争;不争之道，在于“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相反，“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因此，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曾国藩正是深谙不争之理和藏锋之道，因此韬光养晦，不事招摇。他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长处。”又说:“吾平生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他总是宣称自己秉质愚柔，钝拙短才，不敢以精明自许。他在奏折中也写道:“臣材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曾国藩熟读历史，深明人性，随着权高位重，时刻警惕功高震主。他说:“平日兢兢，恐蹈古来权臣刚愎之咎，但思委曲求全，不敢气陵同列也。”尤其是在攻克天京前后，他更是诚惶诚恐，谋求功成身退:“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总须设法将‘权位爷二字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这些都表现出曾国藩非凡的处世智慧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原文】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厚藏，身体则如鼎之镇。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吏，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翻译】
古代的英雄，志向和胸怀都很广大，事业规模宏大而谋虑深远，但是，他们常常教训告诫子孙，做人应该虚心、谨慎、藏锋，身体要如同铜鼎一样稳固。以权势欺人，别人自然不服;以威势压人，别人定会心生不满。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声色犬马、嬉游聚会之类的活动，不应该做得过分。赌博、酗酒、捕鱼、打猎这样的事情，一概都不要做。吃穿供用等各种花费，都要有所节制。对于奇异服装、稀有玩物，都不应该有太大的兴趣。应该适当地与辅佐自己的官吏见面交流，相见不多，他们就与我不亲近。不亲近，就无法了解他们的感情思想;不了解他们的感情思想，又如何知道众多的政事呢?这几位先生，都具有雄才大略，都有治理国家的志向，而他们教育告诫子弟，都是意旨简约，往卑微处着想，收敛抑制得很。
【点评】
《周易》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如何藏器?曾国藩特意拈出一个“重”字:“恭谨厚藏，如鼎之重。”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容止持重，稳如钟鼎，神态威严，震慑人心。他教育子女，也以“重”字相诫。比如，他在家书中提到:“尔语言太轻，举止太快，近能力行‘迟重爷二字以改救否?”又说:“尔之短处在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又说:“尔近来写字，总失之薄弱，骨力不坚劲，墨气不丰腴，与尔身体向来‘轻爷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日日留心，专从‘厚重爷二字上用功。”因此，曾国藩赞赏朴实，提倡力行，鄙夷纸上谈兵式的高谈阔论。他说:“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而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
曾国藩用兵，极其稳健，也以“重”字著称。他说:“临阵之际，务宜稳而又稳。佯作败不可猛追，孤军不可深入。”又说:“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李鸿章总结曾国藩的用兵之道时说:“楚军营规，无论调援何处，事势缓急，仍守古法。日行三四十里，半日行路，半日筑营。粮药随带，到处可以立脚，劳逸饥饱之间，将领节养其气力，体恤其艰苦。是以用兵十余年，卒能成功。为其能自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曾国藩的修营扎垒战术，就是以孙子兵法“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为原则，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居险要之地，出奇而制胜。他说:“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因此，蔡谔评价说:“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