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
【翻译】
写作文章的道理，以气势宏伟广阔、境界明朗雄俊最难达到，也最为可贵。就像是连日阴雨绵绵的天空刚刚放晴，登临高山之上，极目眺望平原的旷野;又像是登上高楼俯临浩渺的大江，独自一人坐在明亮的窗台下，在洁净的茶几旁悠然远眺;又如同英雄豪杰之士，不拘小节，英姿勃勃飘然而至，没有丝毫卑下龌龊的神态。这三种都是光明俊伟的气象。作文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大都是得益于天赋，与后天的努力学习关系不是很大。除了孟子、韩愈外，只有汉代的贾谊、唐代的陆贽和宋代的苏轼，他们的文章中达到这一境界的相对较多。明代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明俊伟的气象，虽然文辞意旨不够渊博高雅，但他文章的形式与内容浑然一体，通畅明快，就好像和知书达理的人谈话，文章言辞和内容都很华美，中心和铺陈相得益彰，这确实不是能够轻易达到的。
【点评】
曾国藩认为，文章以气象光明俊伟为贵。这种光明俊伟气象宛如初晴原野的开阔，又如洁净茶几的明亮，还如豪杰英雄的飒爽。
若以文风的阴柔和阳刚来加以区分的话，曾国藩的这番主张接近于文风的阳刚之美，他自称“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这种雄奇瑰玮就是一种阳刚之气。他还说，“古文之法，全在‘气爷字上用功夫”;又说，“为文全在气盛”。他认为，文章若以这样的雄伟气势，可谓上佳。因此，他评论古文，以雄奇俊迈为贵，以恢弘庄生为美。他自己也作文以实践，他研究义理，精通训诂，创意造言，浩然直达。他意欲效法韩欧，辅益以汉赋之气礼，实文家之难得之境。
曾国藩还认为，这种光明俊伟的气象不是后天学习得到的，而是由先天禀赋而来，正如古人李观说:“文贵天成，不可强高也。”他非常倾慕贾谊、陆贽、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等古人文章，尤其觉得韩愈第一，扬雄次之，他认为他们的文章气势恢宏、光明雄俊，而且他还认为这种非凡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气势是天性使然，是他们生命气息的体现，至于说后天努力，仅在造句造字方面的功夫而已。
曾国藩好雄奇瑰玮之文，是他个性使然。他秉性刚强，在军事上尽管屡屡受挫，但仍然不屈不挠，因为他决心建功立业，成为“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这须有一种雄奇阳刚之气来支撑，正如他自言:“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
【原文】
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所罕见。而此文不言其艰巨，但言志气宜恢宏，刑赏宜平允，君宜以亲贤纳言为务，臣宜以讨贼进谏为职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
【翻译】
古人谋求天下大业，常以专心致志、严谨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诸葛亮凭借区区蜀汉的一小块地盘，却打算出兵关中，向北面讨伐势力强大的曹魏，他志向的宏伟远大，所处形势的艰难危急，实在是古今少有的。但是《出师表》这篇文章，不谈事务的艰巨，只说志气应该恢宏，赏罚应该公允，为君者应该亲近贤人、从善如流，为臣者应该以讨伐奸贼、进谏忠言为自己的职责。由此可知，那些流传千古的不朽文章，必定是作者胸襟远大、思虑周密精细的结果啊!
【点评】
曾国藩认为文章除了以气象光明俊伟为贵外，好的文章必须还要求作者本身志向宏伟、胸襟远大、思虑周密精细。他还用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为例说明，诸葛亮“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所罕见”。面对势力强大的曹魏，诸葛亮所处形势自然困难重重，但他写的《出师表》一句不提事情的艰巨，只说志气宜恢宏，刑赏宜公允，为君者必亲贤臣而远小人，为臣者应以讨贼进谏为职责。这正是因为诸葛亮本人志向宏伟、胸襟远大，乃至殚精竭虑、死而后已所致，因此他的文章气势恢宏、格局开阔而成不朽之文。
曾国藩的文章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他的文章不仅气象光明，也气势恢宏。这与他一生志存远大息息相关。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信念，以力挽清政府余狂澜为己任，努力践行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此其文也得以广为流传。
【原文】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翻译】
夏、商、周三代的鼎盛时期，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辅相世代相传，社会清明安定，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的心中，讲求学问的风尚普及到市井乡间。因此，那时候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之人，还是江汉水边游玩的女子，都天性淳厚贞静，善于吟咏自己的情性。至于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等人，他们的德行完美，文才精工，自然不用多言。等到了春秋时期，君王的恩泽衰败枯竭，道义本身行将废弛，文章也渐渐变化了。所以，当孔子看到人们捕获麒麟，就叹息说:“我崇尚的大道完结了啊!”被匡人威胁时说:“古代的礼乐制度将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经，昭示称王百代所需要的法制，使之流传千世而不更改，真是用心良苦之至，事业盛大之极啊!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遍布天下，不断传授、演进他的学说。后世聪明杰出的人才，或者是有知识见解擅长著书立说者，大多都是孔子的传人。他们的文章是醇厚还是驳杂，完全根据他们掌握大道的多少来确定各自的品位:掌握大道特别多的人，他的文章就醇厚深沉，如孟轲就是这样的人;掌握大道较多的人，他的文章就较为醇厚;掌握大道少的人，他的文章就有些驳杂浮泛;掌握大道越少的人，他的文章就越驳杂。在荀况、扬雄、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之下，他们的高低等次，基本上可以排列出来。
【点评】
“文以荷道”是曾国藩文学主张，他认为古人文章醇厚与否，与其包含大道的多少有关，并以历代文章为例来说明。夏商周时期，不仅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等人，德行完美，文才精工，就是凡夫俗子，也天性淳厚、善于吟咏。这是因为君主圣明、社会清明的精义已深入人心。降及春秋，文风渐变，乃君王恩泽枯竭，道义废弛之故，所幸孔子愤然发奋，修订六经，流芳千古。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的时代。继康乾盛世之后，西方列强加强对华的侵略，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世风日下，人心日沦，社会陷入分崩离析危机。而官场上却遍是圆滑弥缝之辈，虚伪粉饰之徒，人才日见寥落。曾国藩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肩负起“文以荷道”的历史使命，曾国藩认为要使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不能用强力，而只能诉诸文事。他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须以“文以载道”来达到“文以救世”目的，他曾对弟子等言:“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以救世也。”
曾国藩不但自己率先身体力行，写慷慨激昂之文字，还聚集一大群和他经历、志向、精神状态颇为相似的文人们，他们继承和发扬曾国藩的文学主张，形成了文学史上桐城文派。他们用文字把积弊积弱、危在旦夕的局势告诉世人，警戒世人，目的为了挽救世风，使其更有效服务于政治和社会。经世致用，就是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