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怍，故”长无愧其师，孟博不惭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足下朴诚淳信，守己无求，无亡之灾，翩其相戾，顾衾对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虑，稍渝素衷也。国藩滥竽此间，卒亦非善。肮脏之习，本不达于时趋，而逡循之修，亦难跻先进。独是蜎守介介，期不深负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翻译】
一般来说，君子讲求的立身之道，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的和谐。如果他确实做到反省内心时，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他仰望日月青天，俯视大地万物时，他会心胸广阔，无所畏惧，更不会感到羞耻。所以，公”长不愧对他的老师孔子，东汉范滂也没有辱没母亲的教诲，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您这个人，纯朴诚实，淳厚守信，恪守本分，无求于人，可是意外的灾祸却连连降临，夜晚对影深思，内心充满了悔恨和不满。这时正应加深提高修养，发扬美德，不能因此而心生疑虑，哪怕是稍微改变平时一贯的信念。我在此滥竽充数，结果也并不好。我刚直的习性本来就跟不上眼前的形势，而我修行缓慢，也难以跻身高明者行列。只有一件，那就是恪守自己独立正直的原则，希望能够不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期望，我所追求的也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而已。
【点评】
古人云:唯忠疑之际，人臣最难处。历史上忠而遭疑、疑而致死的事情万万千千，比如竭智尽忠的屈原、精忠报国的岳飞、忠心耿耿的刘基等等，他们的悲催遭遇，熟读历史的曾国藩尽知其详，并有自己保全之道。
曾国藩对大清国忠心耿耿，进不求名，退不避罪，随时准备报效一死，此忠心为时人信服。然而，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忠和疑也是这样，当其备受赞誉之时，权臣们各种的猜疑、不理解、攻击甚至弹劾也接踵而来。面对如此境况，曾国藩始终镇定自若，坚而不移。
这种淡定和坚持，源于他常常“内度方寸”。“内度方寸”即是反省自己的内心，也是一个人自省自戒的功夫。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反省内心时，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他会心胸广阔，无所畏惧，更不会感到羞耻，正如“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
通过内省慎独，曾国藩坚定了自己对清廷久有蒙恩的求报之信念，也明确了自己要挽救清政府于危难之际的历史使命，他的内心有了足以自信的东西。因此，面对清廷，他问心无愧，泰然自若;面对各种猜忌，他坦然坚定，浩气长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恪守自己独立正直的原则，小心谨慎地行使“尽性”释疑之事，终得以避祸而行保全之道。
【原文】
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桮棬，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主见者，若浮萍遇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斯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命之功也夫!
【翻译】
主张矫揉造作说法的人，就好像把杞柳树当作用它的枝条编结成的杯盘一样，不知道本性天命的道理，必然会残害仁义，使道理颠倒而不顺畅。只是高谈玄虚妙论，自己却没有见识和主意的人，就好像浮萍漂泊在江河湖海中，只是浮泛地论述天命、本性的学问，却不探究事物外在的形状和内在的神色，这种学问实际上是模糊不清、不够通畅的。只有体察精微，不隐蔽自己的意图，不屈挠自己的欲望，清醒与机智常存心底，这样的人才会随时都行事顺利。坚守专一的原则，警戒自己要忠贞无贰，并遵循前进不息的规律，兢兢业业地做事，唯恐自己有什么失误之处，这样去做，终生才会没有不顺利的事情。这也是圣贤之人应用尽性来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天性、立身处世的有效法则。
【点评】
遭疑被怨，却挺坚守则，矢志不移，尤为可贵。曾国藩正是这样一位人物，他屡遭猜疑，然而对于朝廷始终忠贞不贰、矢志不移力挽清政府于狂澜，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正如梁启超评价曾国藩:“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比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谨严也，故虽用权交焉可也。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字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饮冰室文集·论私德》)
曾国藩从洪秀全的失败已经看清了清朝虽内外交困，但国运还没有到“抽心一烂”之时，与其拔苗助长，不如顺乎自然，守住忠信，成就自己。《礼记》云:“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金银玉帛不算宝贝，真正的宝贝是忠信。唯有忠贞如一永不二心地守护清廷，并孜孜不倦兢兢业业努力做事才是明智之举。
面对猜疑弹劾，曾国藩体察精微，探究事物内在本质，认清了历史发展规律，并且始终“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这是圣人安身立命的境界，也是立身处世法则。
【原文】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翻译】
我阅读王夫之所注解的张载《正蒙》篇，对于尽性知命的意旨略有领会。对自己所能知道、能改变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性;对于自己不可知、无法改变的事，听凭上天的安排，就是命。《周易·系辞上》“尺蠖之屈”八句，讲的就是尽性;“过此以往”四句，讲的就是知命。农夫耕田地种庄稼，勤劳的有好收成，懒惰的就歉收，这就是性;在商汤大旱之年种庄稼，不管怎么勤劳辛苦，庄稼终归焦枯绝收，这就是命。喜爱他人、教化他人、礼遇他人，是性;喜爱他人，他人却不亲近自己;教化他人，他人却不遵从实践;礼遇他人，他人却不回应报答，这就是命。圣贤之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在于尽性而知命。尽性还属于平常人可办到的范围，知命就非常难了。当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圣人对于这种情况非常平静淡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好像没有用力，这其中的分寸最难把握体验。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的事情，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对于听天由命的事情，则应当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差不多就接近大道了。
【点评】
“性”与“命”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两个传统命题，是立足于人文主义，用以阐释天人关系、人伦关系的两个基本范畴。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这两个范畴的重点及内涵与外延的说明是各不相同的。
对于“尽性”与“知命”二者的关系，曾国藩也有自己的理解，他提倡性命并重、尽性知命的思想。他认为“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尽命”，这里“尽性”是指对自己所能知道、能改变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要竭尽全力去做;这里“知命”是指对于自己不可知、无法改变的事，听凭上天的安排，不执著，来之则受，去之不留。在实践中，“尽性”是其主导方面，“知命”常常退居次要地位，因此，曾国藩并非听天由命的庸人，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利用尽性来改命。
在征战中，曾国藩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常因此受到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还有众多权臣猜疑甚至弹劾。面对如此逆境，曾国藩没有抱怨，安于坦然，并尽性做了很多去疑以安上、化壅塞为通泰的功夫:下令裁去湘军;陈请曾国荃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病情;刊行《曾国藩家书》等等。通过这些尽性之事，借以表明心迹，暗示无隐，求取谅解，同时以澄清弄臣的猜疑。
面对猜疑，曾国藩处之泰然，同时，他积极主动去化解这种猜疑，他“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尽性”之事做得完满无缺了，知命之事，“忠疑”现象也随之缓解，直至改命。从“知命”到“尽性”再到“改命”，曾国藩超越了传统文人的“性”、“命”观。“知命”和“尽性”这两种态度在曾国藩身上得到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