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于，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翻译】
世风渐不淳厚，人人各怀不安分的心思，平日里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好趁机作恶为害。稍微对他们宽厚仁慈一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市集抢掠财物，将官府君长视同无物。如果不用严刑峻法惩治他们，那些宵小鼠辈就会纷纷涌起，等将来酿成大乱就无法收拾了。因此我才重视采用严酷的手段，希望起到哪怕微小的作用，来挽救颓废破败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会喜好杀戮，实在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如果不这样，就没有办法铲除强横暴虐之徒，安抚我们软弱和平的民众。放牧马群的人，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放牧羊群的人，去掉扰乱群羊的坏羊就可以了。治理民众的道理，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点评】
“乱世用重典，盛世用德政”，这可以看做是实施法律的好方法。在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时代，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社会动荡不安，情况纷繁复杂，这时人往往失去法律的约束，为所欲为，抢劫、偷盗等犯罪事件频繁发生。要维护清朝统治正常秩序，挽救颓废破败的社会风气，保国安民，就需要用些严厉的法律来使社会恢复到正常状态，“严刑峻法”也成了当时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曾国藩早年就提出了“严刑峻法”的主张，他认为，只有通过严格立法，才能够铲除世间的邪恶，使老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为此，他极力赞赏周敦颐的法制观:“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
峻法，就是指法律的严厉，法律的威严。治国不能不讲法，人人遵纪守法是实现国泰民安的重要保障。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到朝野抨击，但曾国藩峻法只对世间邪恶，对普通老百姓是主张“仁”“礼”爱民的(后文有述)，所以他并未退却，他相信，在世风颓废之时，只有“挺”下去，坚持峻法，才能挽救垂危的清王朝。
【原文】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之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翻译】
医生治疗瘦弱病人身上的痈疮时，如果病情严重，也必定要剜除他身上的腐肉，以便长出新肉。现在军中品行恶劣、身体孱弱的士兵，也应该被淘汰精简掉，就好像剜去病人身上腐烂的肌肉一样，然后再对士兵严加训练，以便形成新的、更有战斗力的队伍。如果不按照上述两种办法整顿军队，那么军队武备的废弛，不知要到何时才会停止。立法并非难事，难在要依法办事。每制定一项法令，都要实实在在地实施它，并持之以恒，长久地坚持下去。
【点评】
《孟子·离娄上》中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如何遵守规矩，涉及一个“严”字，对于规矩、条例、法度，我们要严格遵守。同样，对于治兵掌军，也要讲一个“严”字。兵法中有句话“慈不掌兵”，曾国藩作为部队指挥官，深知“严”对治兵掌军的重要性。他认为，军队中的劣疲孱兵若不严肃加以整治，就会像毒瘤蔓延危及整个国家。这个“严”是一种严格，更是一种对国家负责的态度。
曾国藩对部将严厉是非常出名的，我们从曾国藩上书参劾李元度的事也能略知一二。李元度曾为曾国藩的幕僚之人，很有才华，擅长谋略，二人关系特别亲厚，而且李元度对曾国藩曾有救命之恩，就连曾国藩自己也说他与李元度“情谊深厚始终不渝”。但在李元度犯错之后，一样被曾国藩弹劾而丢了职位。
治军之要，尤在论功罪，赏罚分明，正如曾国藩自云:“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
【原文】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翻译】
用谨严精微的态度，行使树立军队威严的职务，务求达到让犯法而被处死的人没有怨恨，活着的人也知道警戒自己，这样我们的内心才能得到安宁。对待下属的方法，有两个方面应该宽松，有两个方面应该严厉。应该宽松的:一是使用银钱时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钱财充裕的时候，要挥金如土;当穷困窘迫的时候，也要慷慨解囊，分利于他人，而自甘困苦。二是不与人争功，遇到打了胜仗，要将功劳全部归之于别人;遇到有保举的事情，就要通过保举的优奖来笼络他人。应该严厉的:一是礼节文书要疏远淡泊，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明了，话不要太多，感情不要过于密切;二是剖析讲明是非对错，凡是他部下将士与官宦百姓争斗诉讼的，又恰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又有来诉苦告状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曲直，毫不包容，请其严加惩治。应该放宽的是利益和名声，应该严格的是礼法和义气。如果这四个方面都兼顾到了，而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不能相处的悍将了。
【点评】
曾国藩主张立法执法要严，但并非漫无条率，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这里的条率大致可归纳为四点:一是执法人员品格公正严明，二是不得任意赦免和赎罚，三是反对冤狱累讼、私自关押，四是要求州县长官躬亲六事、规定清讼期限。可以说，这是当时较为公正公平的，是以爱民为根本的。
这点也是曾国藩“礼”、“仁”二字治军的重要表现，他认为，用恩莫于用仁，用威莫于用礼。正如孔子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圣明的君主要做到赏罚分明、恩威并举才能得天下。“仁”、“礼”二字形成了他独特的“两宽两严”的治兵之法。
“两宽两严”治兵之法既是曾国藩早年浸淫儒家伦理中的哲学总结，也是他带兵征战多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他认为对犯了政治错误打算施加惩罚的下属，就应“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相反，对那些真正愿意上前线冒死冲锋，有战斗力的下属使用银钱方面应当宽松，无论是充裕还是窘迫，都应该慷慨大方，分利于他。他认为这些下属多数来于底层贫困之家，他们舍身不顾，只为战胜后得到赏钱分与家人。若此时长官还要借名义克扣剥削，重者哗变造反，轻者怠惰脱逃。曾国藩深知筹饷不易，正如他自己说:“若不从爱民二字上用功，则造孽大矣!”
曾国藩主张礼法结合，既靠峻法来治军，也以“仁”、“礼”来爱军，诸军均受他的感化，均遵守其约束不改变。当时，他带领的湘军为天下劲旅，四方有警，都争相前往救援，而浙江、福建、四川及淮河流域各地都仰仗他的湘军以为稳固，以致成就了湘军日后的战斗力和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