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翻译】
带兵的方法，用恩情不如用仁义，用威严不如用礼遇。“仁”的意思就是说，要想自己立身成事，先让别人立身;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先要达到别人的目的。对待士兵就要像对待自家子弟一样的心情，希望他成事立业，希望他发达兴旺，那么，人们自然感恩于你。“礼”的意思，就是指人与人之间平等对待，不论人数多寡，不分年龄大小，不分职位高低，不要怠慢侮辱别人，要安适平和而不能骄傲自大。端正衣冠，目光庄严肃穆，人们看见就生敬畏之心，觉得威严持重而不激烈。做事要敬业，待人要稳健，于无形无声中显现出凛然不可犯的气象来，这样，别人自然就能尊重你的威严了。如果能遵守这两个方面，即使是到蛮夷落后的邦国也行得通，又有什么样的士兵不能带领呢?
【点评】
曾国藩认为，带勇之法的要领，一是仁礼并用，二是恩威兼施。“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这两者是互为条件互相统一的。在恩仁方面，曾国藩强调以义理来带兵，编写了浅显易懂而又朗朗上口的歌谣式营规，如《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营规》等，令士兵传唱并遵守;另外，他倡导将领如父兄般对待士兵，士兵也就视将领为父兄，加上湘军多为邻里乡党的血缘关系，往往能够收到团结军心、整肃纪律的良好效果。在威礼方面，曾国藩加强平时的军事训练，从严要求，毫不松懈，要求“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同时，他还强化将官对部下的专统权，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士兵绝对服从军官，这从制度上保障了湘军拥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实际上，这是熟读儒书的曾国藩将修齐治平的理论用来管理军队。他说:“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肃，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骄纵，其家必败。”又说:“我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曾国藩将家庭伦理移植到军队中来，逐渐形成亲和团结的友善氛围，将官真心对待士兵，士兵也真心爱戴将官，生死与共，荣辱同享。打起仗来，自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蔡谔极其赞赏曾国藩的带兵之法，他说:“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原文】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割剥之顷，宛转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之不遑，喜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
【翻译】
用兵，是很残酷的事情，有哀痛悲愤之意，如同面对失去亲人的场面;有肃穆庄敬之心，如同身处祭奠仪式，这样才可以讲用兵。如今杀猪杀狗杀牛羊之际，见它们嚎叫啼哭在刀割之时，痛苦挣扎在斧案之间，仁慈的人就不忍心观看，何况眼见以人命来相搏杀的战争之事了。先不说战争失败的情形，即使侥幸地获胜，看到战场上死的死伤的伤，到处是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的场面，哀痛悲切还来不及，哪里会有高兴欢喜的想法?所以在军队中不应有欢欣喜乐的情形，有欢欣喜悦情绪的，不论是高兴还是骄傲轻敌，终归在战争中失败。田单在守即墨的时候，将军有赴死的心思，士兵没有生还的念头，这是能打败燕军的根本啊!等到进攻狄戎时，将士们披着金甲玉带，驰骋在淄渑之间的土地上，有求生的乐趣，没有赴死的心思，鲁仲连认定他一定打不赢，果然言中。用兵打仗的事应当有凄惨的准备，不应有欢欣的妄想，这才是明智的。
【点评】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和百姓生死的大事，必须从战略上引起高度的重视，对战争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孙子指出，带甲十万要日费千金，经常用兵则国用不足。因此，孙子告诫人们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曾国藩也是深刻认识到战争的破坏性和危害性，因此主张慎战、重战和备战，以求安国全军之道。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曾国藩也深谙“兵者，阴事”的道理，结合历史经验和战争实践，不断总结教训，提高实战水平。他说:“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足以包括古今兵书。”他写信劝诫弟弟:“既在行间，望以讲求将略为第一义，点名看操等粗浅之事必躬亲之，练胆料敌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
同时，他发挥孟子的“不忍人之心”的说法，既表明了他对战争问题的慎重态度和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又为他建立仁义之师的想法张目，阐述哀兵必胜的道理。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又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这就是说，一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此“不忍人之心”扩充开去，“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扩大到整个社会，由仁心而至仁政，最终即可实现平治天下的愿望。
【原文】
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源于。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有纯熟之将领，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 此时自治毫无把握，遽求成效，则气浮而乏，内心不可不察。进兵须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非特进兵为然，即寻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人牵制。应战时，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不应战时，虽他营催促，我亦且持重不进。若彼此皆牵率出队，视用兵为应酬之文，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
【翻译】
练兵如同作八股文，只要心中有百篇背得烂熟的文章，那么文章的结构布局、立意主题之法，常有熟路可寻，行文腔调也会左右逢源。凡是那些读书太多，实际上却潦草浮泛没有心得的人，一定不会写文章。用兵也应该有简便实用的营垒，有对于兵法纯熟的将领，学习阵法不可贪多而不切实际。
这时，自己想控制全局是毫无把握的，如果立即追求成效，就会虚火上浮而身体困乏，内心不可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常说进兵必须由自己做主，不能因为顾及他人的言论而受到牵制。不仅进兵时是这样，即使寻常出兵开战也不能受人牵制。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垒不愿作战，我的营垒也必须接战开火;不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垒催促，我也要谨慎行事不轻易出兵。如果彼此都牵制关联，勉强出兵，把用兵看成是写作应酬文章，那么就再也不能出奇制胜了。
【点评】
曾国藩认为，阵法要烂熟于心，方能临战不怯，临危不乱。曾国藩以儒臣带兵打仗，他往往通过史书中的古战例来熟悉战争类型，做到胸有成竹，然后制定相应的方略，克敌制胜。他在日记中写道:“张兴世之据钱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许德勋之下黄州，皆水路越攻而胜。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败。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韬之策汴梁，以陆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阳，以陆路不越攻而失之。”从这些战例中，曾国藩得出结论:“成败得失，固无一定之轨辙也。”“故知胜败无常，视将才为转移耳。”为了攻克江陵，他翻阅大量古籍，记下很多关于越镇越寨或胜或败的战例。比如，其中一条是探讨唐太宗亲征高丽的:“唐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高丽。既拔辽东、盖牟诸城，至安市。将决战，高丽靺鞨合兵为阵，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众可不战而降。爷上不应。后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将请先攻乌骨城，众议不从，遂自安市班师。”曾国藩评论说:“道宗请越安市而进攻平壤，此虽险途，而实制胜之奇兵也。太宗不从，无功而返，此不能越攻之失者也。”
曾国藩又说，用兵要出奇制胜，不可受人牵制，勉强应战。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用兵打仗就是要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造成敌人的错觉，使敌人判断失误，因此需要千变万化，出其不意。他在《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记》中说:“礼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贤犹因时适变，不相沿袭，况乎用兵之道随地形赋势而变焉者也，岂有可泥之法，不敝之制?”他又说:“凡可得而变革者，正赖后贤相时制宜，因应无方，弥缝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乌取夫颛己守常，姝姝焉自悦其故迹，终古而不化哉?”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学习和运用古代的战略战术，不能泥古而不化，还要处处从实际出发，相时制宜，审时度势，这样才能因敌变化而取胜，才能随时择善而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