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犛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 铻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后生孝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翻译】
尽管有良药，如果不对病症，那效果还不如一般的药物;虽然有贤才，但所干之事不合于他的专长，那么还不如去找平凡人来干。质地坚韧的木梁可以撞开牢固的城门，却不能用来堵住老鼠洞。强壮的水牛不会捕捉老鼠，日行千里的骏马也不能守住家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还不如斧头好用。传世数代的宝鼎，用来开垦荒田，还不如普通的木犁。只要是应和当时的情况，普通的事物也会产生神奇的效验。否则认不清锄头、宝剑的特性，干什么都会弄糟。所以世人不忧虑没有人才，而忧虑使用人才的人不知量才适用。魏无知在议论陈平的时候说:“现在有个年轻人，很有孝德之行，却不懂战争胜负的谋略，您该如何用他呢?”当国家处于战争时期，如果一个人不懂战争胜负谋略，即使有高深的德行也没地方应用。我生平喜欢用忠实可靠的人，如今衰老了，才知道药物虽然很多，却也有治不了的病。
【点评】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知人之明，是领导者必备的素质之一。曾国藩认为，世界上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将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发挥他的长处。如果任用得当，即使普通人，也能担当大任，即使鸡鸣狗盗之徒，也能解人危难。
量材而用，扬长避短，这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他说:“凡教人，当引其所长，策其所短。”也就是说，既要知道人的优点，也要知道人的缺点，这样才能尽展其才。曾国藩评价郭松林说:“郭公治事气足，而才不长，颇欠条理，难将多人，仍恐不克独当一面。”他评价陈国瑞，说他“气矜太甚，又其部下诸将不乐为用，终难独当一面”。他评价刘铭传，说他“所长在果而侠，其所短在欠谋蓄”，因此“教之以坚忍，正所以勉其海量，进之于蓄也”。他评价李昭庆:“未尝多历艰苦，恐其视事太易。”他说鲍超贪利，贪名，有勇无谋，“善于战守而不善于料理外事，惯于平原而不惯于深山穷谷，宜于坐营而不宜于屡次移动”。因此，他只让鲍超冲锋陷阵，而不让其兼管地方政务。
曾国藩不仅对部下了如指掌，对敌人也知之分明。他的日记中记载了大量太平军、捻军将领名单，并搜集相关情报，以实现“欲办贼，必先知贼”的目的。他说陈玉成最为凶悍，惯用回马枪，防不胜防，但其为人严酷，性情轻躁，部将多不亲附，不能耐久，可以用“坚忍胜之”。他说李秀成智谋最深，但不凶狠，部下虽多，战斗力却不强。他说杨辅清“最擅长者，在不先扑人，上半日不交仗，直至日暮人倦之际，该逆率悍贼二千余人，多摇龙旗，始出酣战”，因此遍告营哨，晚上收兵之时，要格外小心。他说林绍璋“资格老而好摆架子，不足畏也”。
曾国藩说:“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如果不知人，不晓事，则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以致措置乖方，贻误大局。这正如韩愈所说的那样:“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原文】
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
【翻译】
没有军队，尚不足焦虑，没有粮饷，也不足以痛哭，只有放眼当世，想求得一个见利不争、义字当头、真挚耿直的人才，不能够立即找到;或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却又因为地位卑下，往往因此抑郁不舒，受尽挫折，终至罢官或者死亡。而那些暴虐贪婪、善于钻营的人，却因占据高位而享尽富贵，受人尊重，健康长寿，直到衰老，这是真正令我慨叹无奈的事啊!静观天下大局，这种不平的事情实在是难以挽回，而我们能够勉力去做的，就是尽量重用一些正人君子，培养几个好官，作为变革时事的种子力量。
【点评】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问题。他说:“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又说:“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他把选拔人员、培养人才提高到关系国家盛衰的高度，作为挽救晚清王朝政治危机的重要措施。针对咸丰十年(1860)的迁都之论，曾国藩说:“中兴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汉迁都许而亡，晋迁都金陵而存。拓跋迁云中而兴，迁洛阳而衰。唐明皇、德宗再迁而皆振，僖宗、昭宗再迁而遂灭。宋迁临安而昌盛，金迁蔡州而沦胥。”他从历史兴衰的深刻教训中觉察到，只有广罗贤才，知人善用，才能扭转国势衰微的命运。
善于识人用人，群策群力，是曾国藩成功的根本要诀。他说:“为政之要，首在得人。”他不仅提出从考言、志趣、意志、态度、品行和思想等方面考察和选拔人才，甚至还总结了相人之术，从神骨、刚柔、容貌、情态、须眉、声音、气色等方面来识别和鉴别人才。曾国藩对于寻求人才向来不遗余力，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规模宏大，济济多士:“幕府人士，一时称盛，于军旅吏治之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容闳评述曾国藩幕僚时也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罗致之也。文正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曾国藩的幕府不愧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几乎囊括了当时各个方面的杰出人才。这些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办理文案、筹办粮饷、处理军务，尤其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举办军事工业等，不仅成就了曾国藩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的功劳，而且使曾国藩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各方面都对时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原文】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载籍，问途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翻译】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努力磨炼出来的。《淮南子》说:“功劳可强迫威逼而使之成就，声名也可在强迫威逼的环境中立起来。”董仲舒说:“努力做学问，那么所见所闻就会广博;顽强地寻求真理，那么道德修养就会日益进步。”《中庸》里所说的“别人一次能学好的，我就学一百次;别人十次能学好的，我就学他一千次”，就是要勉励自己多付出工夫。现在人们都期盼能够为世所用，但自身却缺乏社会需要的才能谋略。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得到验证，再向那些事业有成就的人学习，苦苦思索通用于当世的途径方法，并亲身去实践，检验它的成效。努力又努力，那么就可以通达识见，才能也就逐渐培养起来了。才能见识足以有益社会，还用得着担心世上不知道自己吗?
【点评】
曾国藩认为，才能都是经过磨炼造就出来的，即使是上好的玉石，也需要切磋雕琢才能成器。很多人都希望能够经世致用，建功立业，但是自身却缺乏相应的见识和才能。因此，曾国藩提出“强勉”工夫，也就是《中庸》说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只要下了这样的工夫，自然德日新而业日进。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也就是说，不怕没有地位，不怕不为人知。如果能够讲学修德，成为仁人君子，自然可以立足社会，为人所知。
曾国藩不仅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智，而且还有树人之道。对于发现人才、造就人才的方法，曾国藩概括为八个字:“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广收，就是广泛访求、网罗人才;慎用，就是分辨良莠、知人善任;勤教，就是善于磨砺、促其成才;严绳，就是严加督责、清慎诚戒。曾国藩认为，领导者对于下属，除了识别人才、知人善任外，还肩负着师长的职责，需要因材施教，助人成长。
曾国藩的幕府就是一个造就人才的移动学校:“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馈诨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李鸿章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和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堂课。”曾国藩对身边的幕僚既有指点劝诫，又有鞭策鼓励，既有师长课督之风，又有父兄期望之意。正是因为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大境界，曾国藩不仅赢得了幕僚的敬重与爱戴，而且还吸引了大量人才前来投靠和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