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评传

每一节文末的注释只是表示：文中的事实全部都有根据，并不是虚构的小说。对历史研究没有兴趣的读者们大可略过注释不读。

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出生于广东中山县 （原名香山） 的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于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 (注：袁崇焕的籍贯，像中国许多名人一样，后人有很多争论，好像湖北襄阳与河南南阳要争诸葛亮是他们那地方的人。据杨宝霖先生根据多种资料考证，以及阎崇年先生亲身前往广东、广西两地调查研究，比较可靠的结论是：袁崇焕原籍广东东莞水南村，他也自称是东莞人。他的祖父袁西堂是商人，于明嘉靖初年自东莞来到广西梧州府藤县四十三都白马乡，见当地山水清佳，便定居于该地，妻子何氏，生子袁子朋（或作子鹏）。子朋生三子，长子崇焕、次子崇灿（另说崇灿是长兄，崇焕为次子）、三子崇煜，有六名孙子，都是“兆”字辈，十一世孙才是“承”字辈，有袁承芳、承杨、承枢、承柏、承洪、承济等人。据阎崇年先生考据，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四月廿八日（阳历六月六日）。他家所在地白马乡（原名莲塘村）邻近平南县，所以广西平南县志也有说他是平南人的。他是广西藤县人还是平南人仍有争执，因文献记载中两种说法都有。他于万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考中进士，“万历己未科进士题名记：第三甲第四十名，袁崇焕，广西藤县。”考进士时报的籍贯是广西藤县。（以上资料见阎崇年、俞三东编《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民族出版社）)

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位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委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采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自如”，是不受羁绊，任意所之。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拼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时势也就是命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不及对方的份量，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过了许多岁月，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

历史家评论袁崇焕，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因此对历史、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觉得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族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所以袁崇焕的功业，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采。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正如当年春秋战国时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孔子、介子推、蔺相如、廉颇、屈原、信陵君、荆轲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个平凡人物。他没有抗拒艰难时世的勇气和大才，奋战一场而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

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崇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 （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那么是惟一的例外） 、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朝鲜国王李佑，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 （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命运没太大分别，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奸臣却 常常能得善终，例如秦桧） ，愤怒不平的知识份子，领不到粮饷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饥饿流离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杨涟、熊廷弼、孙承宗、李自成、史可法、袁崇焕。

在那个时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像的苦难。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一

这个不幸的时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

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三卷注释本。 (注：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Heritage Press，New York．) 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如何一步步的发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 (注：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大概更抽上了鸦片。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一切听母亲的话。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张居正是大学士，名义是首辅，实际权力等于是宰相。

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份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沿海长期侵骚的倭寇给戚继光等名将打退，江南平靖富庶。国家富强，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份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赋税。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地分给灾民开垦，免税三年。官僚的升降制度执行得很严格，严厉惩办贪污。

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那时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 (注：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G．Pereira，G．da Gruz，M．de Rada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A．P．Newtor，ed．， 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 ；C．R．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 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无出其右。参阅L．J．Gallagher，S．J．tr．，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再过六十一年，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八十三年后，伦敦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苏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在十五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农田加辟，米产大增，尤其是广东一带。因为推广种植水稻，水田中大量养鱼，疟蚊大减， (注：Wolfram Eberhard： A History of China ，p．249．) 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专制政治制度对国家、人民、社会的大害，在明朝末年表现得最明显。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将他家产充公，家属充军，将他长子逼得自杀。

神宗是相当聪明的，而且喜欢读书。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什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什么有什么，神宗不喜爱女色，不任用外戚，不迷信宗教，不妄求长生；并不多所猜忌而残忍好杀；也不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他并不异想天开，荒唐胡闹；并不大兴土木，构筑宫室，奢侈浪费；并不信用宦官，任由弄权。中国历代许多昏君的重大缺点，他倒没有。他所追求的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个小农的女儿。 (注：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一般来说，富农大概比小农更嗜利，否则做不成富农。神宗之母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本来做泥水匠。)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

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什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大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 (注：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L．Carrington 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199．) 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

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白银四百万两左右， (注：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称为“金花银”，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十分之二、随从瓜分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惰。

鸦片烟这种麻醉品，对中国最大的危害，自明神宗开始。鸦片之毒破坏人的神经中枢与意志力，它首先破坏的，正是中国的神经中枢——皇帝的神经中枢。

在神宗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 (注：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 (注：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令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 (注：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 (注：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 (注：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邱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而冀以智计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珰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 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 (注：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倾矣。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 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 (注：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莽。”) 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像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覆。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拼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 （内库） ，政府的公家库房 （外库） 却总是不够钱，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 (注：万历四十四年，给事中熊明遇疏：“内库太实，外库太虚。”)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翀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以上⑧至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见《明史》或《明通鉴》。）

二

就在这时候，满清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

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 （满清的世仇） 兵二万，朝鲜 （中国的属国） 兵二万，兵分四路，大举攻清。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集中兵力，专攻西路一军。西路军的总兵官杜松是明军的勇将，平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脱去衣衫，将满身的累累刀枪瘢痕向人夸示。出兵之时，他脱去上身衣衫，在城中游街，百姓鼓掌喝采。

西路这一仗，称为“萨尔浒之役”，明军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但杜松有勇无谋，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却打了赤膊，露出全身伤疤，一马当先的冲锋。大概他是《三国演义》的读者，很羡慕“虎痴”许褚的勇猛。在《许褚裸衣斗马超》这回书中，描写许褚“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果然威风得紧。但不知他记不记得许褚这场狠斗，结果是“操兵大乱，许褚背中两箭”？有趣的是，小说的评注者评道：“谁叫汝赤膊？”

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什么也瞧不见了。杜松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下令众军点起火把。这一来，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明军照亮了自身，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结果杜松的遭遇比许褚惨得多，身中十八箭而死，当真是“谁叫汝赤膊？”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六万兵全军覆没。

努尔哈赤采取了“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正确战略，一个战役、一个战役的分开来打。明军北路总兵官马林、东路总兵官刘纴二人大败阵亡，朝鲜都元帅率众降清。

刘纴是当时明朝第一大骁将，打过缅甸、倭寇，曾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他所用的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为“刘大刀”。他的大刀比关羽的八十一斤青龙偃月刀还重了三十九斤。据说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连杜松、刘纴这样的骁将都被清兵打死，明军将士心理上受到的打击自然沉重之极，提到满清“辫子兵”时不免谈虎色变。

这场大战是明清两朝兴亡的大关键，而胜败的关键在于：第一、明方的主帅杨镐是文官，完全不懂军事。第二、明朝政事腐败已达极点，军事的组织与制度也废弛不堪，军队久无训练，军械破败残缺，完全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 (注：崇祯时任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庖言》中说：满洲人旧都北门，居住的大都是铁匠，延袤数里。在当时那便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组合了。因此满洲兵的盔甲精良，头盔、面具、护臂、护手，都是精铁所制，马匹的要害处也有精铁护具。但明兵盔甲却十分简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余部份全无保护。满洲兵冲到近处，专射明兵的脸及胁，中箭必死。又据当时明人程令名说，努尔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

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已经失陷，沈阳及附近诸城堡的军民纷纷逃窜。熊廷弼兼程进入辽阳。经过神宗数十年来的百事不理，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避免出战，只要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就一哄而散。熊廷弼面临的局面实在困难已极。 (注：熊廷弼于八月廿九日上书朝廷，陈述辽东明军情况：“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饷有名，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将领皆屡次征战存剩及新败久废之人，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者……见在马一万余匹，多半瘦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备充步兵，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所持箭皆无羽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甚有全无一物而借他人以应点者。又皆空头赤体，无一盔甲遮蔽。……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顷闻北关信息，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如逃止一二营或数十百人，臣犹可以重法绳之。今五六万人，人人要逃。虽有孙吴军令，亦难禁止。”) 军饷本已十分微薄，但皇帝还是拼命拖欠，不肯发饷。 (注：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为“一”字）月赴户部，领饷二十万两，十二月领饷十万两，四十八年正月领饷十五万两，俱无发给……岂军到今日尚不饿、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边事到今日尚不急耶？军兵无粮，如何不卖袄裤杂物？如何不夺民间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他说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是客气的说法，漠然不动一念的，当然是皇帝自己。)

神宗见边关上追饷越迫越急，知道挨不下去了，可是始终不肯掏自己腰包，结果想出了一个对策：再加田赋百分之二。连同以前两次，已共加百分之九，然而向百姓多征的田赋，未必就拿来发军饷，皇帝的基本兴趣是将银子藏之于内库。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赵焕实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说：“将来敌人铁骑来到北京城外，陛下也能在深宫中推说有病、就此令敌人退兵吗？” (注：“他日蓟门蹂躏，铁骑临郊，陛下能高拱深宫，称疾却之乎？”) 神宗看了这道讽刺辛辣、实已近乎谩骂的奏章，只是心中怀恨，却说什么也不肯召开一次国防会议。

神宗搜括的银锭堆积在内库，年深月久，大起氧化作用，有的黑得像漆，有的脆腐如泥土， (注：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 就是不肯拿出来用。但他终于死了，千千万万的银两，一两也带不去。 (注：中共发掘帝皇坟墓，偏偏拣中了神宗的“定陵”，改建为博物馆，称为“地下宫殿”。)

神宗，神宗，真是“神”得很，神经得很！

三

神宗死后，儿子光宗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历史上称为熹宗，年号天启。

光宗做皇帝的时间极短，留下的麻烦却极大，明末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都和他的皇位及生死有关。众大臣分成两派，纷争不已。纷争牵涉到其他一切事情上，只要是对方一派之人所做的事，不论是对是错，总是拿来激烈攻击一番。

熹宗接位时虚岁十六岁，其实不满十五岁，还是个小孩子，他对乳母客氏很依恋。这个客氏很喜欢弄权，在宫里和太监魏忠贤有点古怪的性关系。宫里太监和宫女很多，为了寂寞而互相安慰，大家私下恋爱，然而太监是阉割了性机能的阴阳人，所以这既不是异性恋爱，又不是同性恋，当时称为“对食”，意思说不能同床，只不过相对吃饭，互慰孤寂而已。魏忠贤做了客氏的对食，渐渐掌握了大权。

熹宗是个天生的木匠，最喜欢做的事，莫过于锯木、刨木、油漆而做木工，手艺高明得很。他做过一座宫殿的小模型，唯妙唯肖，精巧异常。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怎肯放下心爱的木工不理？把手一挥，说道：“别来打扰，你瞧着办去吧。”于是魏忠贤就去瞧着办了，越来越无法无天。

朝里自有一批谄谀无耻之徒去奉承他，到后来，魏忠贤成了实际上的皇帝。熹宗是“万岁”，有些官员见了魏忠贤叫“九千岁”，表示他只比皇帝差了一点儿。到后来，个人崇拜更大张旗鼓，搞得如火如荼，全国各地为魏忠贤建生祠。本来，人死了才入祠堂，可是他“九千岁”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就起祠堂，祠中的神像用真金装身，派武官守祠，百官进祠要对他神像跪拜，那是货真价实的个人崇拜。

魏忠贤本来是个无赖流氓，年轻时和人赌钱，大输特输，欠了赌帐还不出，给人侮辱追讨，实在吃不消了，愤而自己阉割，进宫做了太监。他不识字，但记心很好，是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赌棍。当世第一大国的军政大权却落在这样的人手里。

熊廷弼在辽东练兵守城，招抚难民，整肃军纪，修治器械，把局面稳定下来。他所接手的那个烂摊子，给他整顿得有些像样了。满清见对方有了准备，就不敢贸然来攻。但朝里敌对一派的大臣却来跟他过不去，不断上奏章攻击，说他胆小，不敢出战；说他无能，不能尽复失地。于是朝廷革了熊廷弼的职，听候查办，改用袁应泰做统帅。

袁应泰是第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一生修堤治水，救济灾民，大有功劳。他性格宽仁，办事勤勉，打仗却完全不会。满清努尔哈赤得知熊廷弼去职，大喜过望，便领兵来攻。袁应泰率军应战，七万兵大溃。清兵占领沈阳，又击破了明军的两路援军，再攻辽阳。明兵又大败，满兵取得军事要塞辽阳。

军事局势糟糕之极，朝廷束手无策，只好再去请熊廷弼出来，惩罚了一批上次攻击他的官员，算是给他平气。可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和熊廷弼意见不合，只喜欢马屁大王巡抚王化贞，嘱咐王化贞不必服从熊廷弼指挥。

王化贞向朝廷吹牛，只须六万兵就可将满清一举荡平。朝廷居然信了他的。熊廷弼极力认为准备不足，不可进攻。兵部尚书却一味袒护王化贞。于是王化贞领兵十四万出战，一交锋全军溃没。清兵攻占坚城广宁。总算熊廷弼领了五千兵殿后，保护难民和败兵数十万退入山海关。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张鹤鸣免职。

到这时为止，明清交锋，已打了三场大仗。每一仗明军都是大败。

明兵的战斗力固然不及清兵，但也不是不能打，不肯打。每一个大战役，总兵官都阵亡，副将、参将也大都阵亡。明兵人数都超过清兵数倍，武器更先进得多，有火器。三个大战役的失败，主因都是在于军队没有准备、缺乏训练、军纪不良，以及主帅战略不当，指挥错误。军务废弛，士气低落，当然也是由于统帅失责。

以中国之大，为什么经常缺乏有才能的统帅？根本症结是在明朝一个绝对荒谬的制度：由文官指挥战役。

这个制度的根源，在于皇帝不信任武官。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将，怕他们手里有了武力，就会抢夺皇帝的宝座，先是派文官去军中监视，后来索性叫文官做总指挥，到后来连文官也不信任了，于是再加派太监作监军。太监既是皇帝的心腹亲信，另有一样好处，太监没有儿子，篡位的可能性就很小。做了皇帝而不能传于子孙，做皇帝的兴趣就大打折扣了。

明朝御史的权力很大，有权监察各行政部门。大学士代皇帝拟的圣旨、六部尚书所下的决定，御史都可放言批评，而且批评经常发生效力。皇帝派去监察武将的“总督”、“巡抚”，本来都是属于“都察院”的监察官，并不是行政官。因为监察官权大，后来就变成了总司令、总指挥。好比部队的政委或政治主任兼任司令员。

但要做到御史，通常非中进士不可。要中进士，必须读熟四书五经，书法漂亮，会做合乎应制规范的八股文。明朝读书人如何废寝忘食的学八股文、考进士，读一下《儒林外史》就很清楚了。明朝派去带兵、指挥大军，和清军猛将锐卒对抗的，却都是这批熟读诗云子曰、书法漂亮、八股文做得很好的进士。

明末抗清有三位名将，功勋卓著：熊廷弼是万历二十五年的解元 （全省考举人第一名） ，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 （榜眼） 。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他们三个是文官，幸亏碰巧有用兵的才能。本来明末皇帝的运气不坏，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三个第一流的军事家。然而文官会带兵，那就是危险人物。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 （孙承宗） ，杀死了另外两个。

别的奉命统兵抗清的八股文专家们可就没有军事才能了。杨镐，万历八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袁应泰，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王化贞，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

袁崇焕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之下，去应付辽东艰巨的局面。当然，更艰巨的，是应付北京朝廷中的局面。

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所面对的敌人，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大天才努尔哈赤。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创制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使他手下那批战士，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铁骑奔驰于北陲大漠、南疆高原，扩土万里，的的确确是威行绝域，震慑四邻。

努尔哈赤以祖宗遗下的十三副甲胄起家，带领了数百名族人东征西讨，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大帝国 （元朝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不能说中华帝国的领土竟有这么大。蒙古大帝国的中国部份，远比清朝的疆域为小） 。清朝的疆域比汉朝、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宋明两朝更不能与之相比。今日中国领土中的西藏、新疆、黑龙江、台湾、青海、内蒙古等等大片土地，都是满洲人得来的。当时外蒙古、朝鲜、越南、琉球、今日俄罗斯东部的大片土地都是中国的领土或属地。清朝全盛时期的领土，比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了。

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打败了尼泊尔的啹喀兵，打败了蒙古兵，打败了朝鲜兵，打败了越南兵，间接打败荷兰兵 （郑成功先打败荷兰兵，攻占台湾，满洲兵再打败郑成功的孙子） ，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无敌于天下。

满洲当时和明帝国交战，已接连三次杀得明军全军覆没，每一个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努尔哈赤兴兵以来，迄此时为止，百战百胜，从未吃过一个败仗。

满洲兵所以军力强盛，几乎战无不胜，一来因女真人生于苦寒之地，环境恶劣，自幼即经受苛严之锻炼。成军之后，纪律极严，战阵中若首领被杀而部属不死者，全队齐斩，又若部属战死而队首不死者，队长处斩。军令强迫全队官兵共存亡，长官死则全队俱死，部队死则长官亦死，若不死于战阵，事后追究亦必斩首。崇德三年八月，皇太极命多尔衮、岳托统兵伐明，宣示军律曰：“尔等临阵，若七旗败走，一旗拒战者，七旗所属之人员，俱给拒战之一旗；一旗败走而七旗拒战者，以败走一旗人员，分给七旗。如一旗内拒战者半，败走者半，即以败走者所属人员给本旗拒战者。”满洲人采用八旗制的部族经济制度时，以所俘虏的汉人为奴隶，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和财产，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战争制度颇为野蛮，打仗时如一旗败走而七旗拒战，该旗的奴隶、财产等等，全归拒战不退的七旗平分，败走的一旗就无以为生。因此一到战斗之时，每个战士以身家性命作拼斗，宁死不肯败走。

努尔哈赤幼时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中为奴，识得汉语汉文，喜读《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他的智略一部份是天生，一部份当是从这两部小说中得来的。

努尔哈赤自己固然智勇双全，他还有一大批精明骁勇的子侄， (注：努尔哈赤有十六个儿子，个个是有名的勇将。两个侄儿阿敏与济尔哈朗也十分厉害。) 剽悍凶猛的将领，部勒严整的战士。

当时明朝有一句谚语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因为女真人熟习弓马，强悍善战，汉人向来不是他们的敌手。这时女真精兵八旗，每旗七千五百人，已有六万之众了。

袁崇焕所面对的是这样了不起的大敌，而他却是个书生。他会做诗，虽然诗才不敏捷，字写得很好，文章有气势， (注：康有为《袁督师遗集·序》盛称其文字雄奇：“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遗文虽寥落，而奋扬蹈厉，鹤立虹布，犹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焉。”) 既然中了进士，八股文当然也做得不错，诗云子曰背得很熟。相信他不会射箭，宁远第二次大战时，他自称只是在城头大声呐喊。 (注：《明史》说熊廷弼左右手都会射箭，但没有提到袁崇焕会武。)

努尔哈赤与袁崇焕正面交锋之时，满清的兵势正处于巅峰状态，而明朝的政治与军事也正处于腐败绝顶的谷底。

以这样一个文弱书生，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之下，而去和一个纵横无敌的大英雄对抗，居然打三场大战，胜了三场，袁崇焕的英雄气概，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是十分罕有的。

四

袁崇焕，原籍广东东莞，是水南乡人祖父移居广西梧州藤县白马乡。生于万历十二年 （公元一五八四年） ，他在藤县考中秀才和举人。

他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欢和人谈论军事，遇到年老退伍的军官士卒，总是向他们请问边疆上的军事情况，在年轻时候就有志于去办理边疆事务。 (注：关于袁崇焕的事迹，如未注明出处，主要系依据《明史·袁崇焕传》所载。)

他少年时便以“豪士”自许， (注：袁崇焕考举人时，有《秋闱赏月》诗，有句：“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 喜欢旅行。他中了举人后再考进士，大概三次落第， (注：袁崇焕于万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中举，时年二十二岁。他中举之前，居于广西平南，最初在平南考秀才，平南人说他冒籍，于是他改到藤县去考，他有诗题为《游雁洲》，唐时新进士在长安慈恩寺雁塔题名，所以“雁塔题名”表示考中，平南县衙前河中常有雁，当地人士以雁只多少来预卜中举人中秀才的人数，袁诗云：“烟水家何在？风云影未闲，登科闻有兆，愧我独缘悭。”当是落第之后所作，诗附有注：“予居平南，初应童子试，被人讦，今改籍藤县，故云。”中举之后，到原籍东莞去扫墓，有诗《登贤书后回东莞县谒墓》：“少小辞乡园，飘零二十年。敢云名在榜，深愧祭无田，邱陇棠梨在，衣冠手泽传。夕阳回首处，林树郁苍烟。”这是他原籍东莞、籍隶藤县、幼居平南的证据。) 每次上北京应试，总是乘机游历，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 (注：袁崇焕《募修罗浮诸名胜疏》：“余生平有山水之癖，即一邱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十四公车，强半在外，足迹几徧宇内。”《下第》诗有云：“遇主人宁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从东莞或藤县到北京，约言之曰八千里。) 最喜欢和好朋友通宵不睡的谈天说地，谈话的内容往往涉及兵戈战阵之事。 (注：他到浙江嵊县游览时，与好友秦六郎中宵长谈，有《话别秦六郎》诗：“海鳄波鲸夜不啾，故人谈剑剡溪头。言深夜半犹疑昼，酒冷凉生始觉秋。水国芙蓉低睡月，江湄杨柳软维舟。自怜作赋非王粲，戛玉鸣金有少游。”)

明朝制度，每三年考一次进士，会试在二月初九开始，十五结束。三月初一廷试。袁崇焕于万历四十七年在北京参加廷试而中进士，其时三十五岁。杨镐于该年二月誓师辽阳，三月间四路丧师。新中进士和大战溃败这两件事在同一个时候发生，袁崇焕这个向来关心边防的新进士一喜一忧，心情一定很复杂。他那时在京城，当然听到不少辽东战事的消息。

他中进士后，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 (注：他被派到福建做知县，首先要去谒见总督、巡抚等大官，官样文章，耗时甚多，有诗《至闽谒大府》：“侵晨持手版，逐队入军门。衙鼓三声急，官仪一面尊。人情今未熟，政事昔曾论。私谒吾何敢，归来夜未昏。”又有诗《初至邵武》：“为政原非易，亲民慎厥初。山川今若此，风俗更如何。讼少容调鹤，身闲即读书，催科与抚字，二者我安居。”当时做地方官的小官，目标是移风易俗、讼少刑轻，主要工作是征收赋税、安抚亲民。袁崇焕觉得工作不难，希望清闲一点，可以多读些书。)

天启二年，他到北京来报告职务。他平日是很喜欢高谈阔论的，大概在北京和友人谈话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的见解，很是中肯，引起了御史侯恂 （才子侯方域的父亲） 的注意，便向朝廷保荐他有军事才能，于是获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 （自正七品的知县升为正六品的主事） 。不做地方官了，被派到中央政府的国防部去办事。

明朝官制，兵部 （国防部） 尚书 （部长） 一人，左右侍郎 （副部长） 各一人，下面分设四个司：武选 （武官人事） 、职方 （军政、军令） 、车驾 （警备、通讯、马匹） 、武库 （后勤、训练） 。职方司约略类似于现代的作战司，职方司有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主事大概相当于作战司的文职中校处长。

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王化贞大军在广宁覆没，满朝惊惶失措。

清兵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自万历四十六年到那时，四年多的时间内，覆没了明军数十万大军，攻占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直逼山海关。明军打一仗，败一仗，山海关是不是守得住，谁都不敢说。山海关一失，清兵就长驱而到北京了。

于是北京宣布戒严，进入紧急状态。

可是关外的局势到底怎样，传到北京的说法多得很，局势越不利，谣言越多，这是人类社会的通例。谣言满天飞，谁也无法辨别真假。就在这京师中人心惶惶的时候，袁崇焕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关去考察。兵部中忽然不见了袁主事，大家十分惊讶，家人也不知他到了哪里。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关上形势，宣称：“只要给我兵马粮饷，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

这件事充分表现了他行事任性，很有胆识，敢作敢为而脚踏实地，但狂气也是十足。若在平时，他上司多半要斥责他擅离职守，罢他的官，但这时朝廷正在忧急彷徨之际，听他说得头头是道，便升他为兵备佥事，那是都察院的官，大概相当于现代文职的参谋部上校政治主任之类，派他去助守山海关。袁崇焕终于得到了他梦想已久的机会，雄心勃勃的到国防前线去效力。

他的豪语一定使朝中大官们印象十分深刻，所以得到朝廷的支持，从他家乡招募了一批兵员去。 (注：袁崇焕在《天启二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中提出招募兵员的要求，宣称：“他日战之不力，即斩臣于行军之前，以为轻事者戒。”最后说：“如听臣之言，行臣之忠，臣必效力以舒人神之愤。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谋定而战，臣有微长也。”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奏章，便提出了“谋定而战”的四字要诀，同时也自豪而自信的说：“臣有微长也。”) 当时守山海关的主要是新到的浙江兵。另有三千名广东水兵，在袁崇焕之后到达。袁崇焕认为广东步兵勇捷善战，推荐他叔父袁玉佩负责招募三千名，其中包括袁崇焕平生所结纳的亲信和死士韩润昌、谢尚政、洪安澜等人。他又认为广西狼兵雄于天下，冲锋陷阵，恬不畏死，申请于田州、泗城州、龙英州各调二千名，由慷慨知名且善武艺的林翔凤带领，林是他的至戚。朝廷一一批准。 (注：招募和调集三千名广东兵、六千名广西兵，一共大约花二十万两银子。据袁崇焕所申请的预算，广东兵要安家、行粮、衣甲、器械等费，每人二十余两。广西狼兵本来就是兵，所以不发安家、兵甲费用，只需从广西到关外的行粮每人六两银子。)

他到山海关后，作为辽东经略 （东北军区总司令） 王在晋的下属，初时在关内办事。王在晋见他任事干练，很是倚重，派他出关到前屯卫去收抚流离失所的难民。袁崇焕奉命之后，当夜出发，在荆棘虎豹之中夜行，四更天时到达。前屯城中将士无不佩服。袁崇焕本是书生，这一来，兵将都服了他了。

王在晋奏请正式任他为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本来是没有专责的散官，现在有了驻地，相当于宁远、前屯卫二城的城防司令部政治主任，身当山海关外抗御清兵的第一道防线。宁远在最前线，前屯卫稍后。不过他虽负责防守宁远、前屯卫，第一线的宁远却没有城墙，没有防御工事，根本无城可守。他只得驻守在前屯卫。

至于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倘若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立刻会看出来，单是守御山海关，未免太过危险，没有丝毫退步的余地。只要一仗打败，这个大要塞就失守，敌军便攻到北京。所以在战略形势上，必须将防线向北移，越是推向北方，山海关越安全，北京也越安全。

袁崇焕一再向上司提出这个关键问题。王在晋是万历二十年进士、江苏太仓人的文弱书生 （苏州的白面书生） ，根本不懂军事，眼光短浅，胆子又小，听袁崇焕说要在关外守关，想想道理倒也是对的，便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筑城守御。他一定想，离山海关太远，逃不回来，那怎么得了？袁崇焕认为只守八里的土地没有用，外围阵地太窄，起不了屏障山海关的作用，和王在晋争论，王不采纳他的意见。于是袁崇焕去向首辅叶向高申请，叶也不理。

袁崇焕的主张虽然正确，然而和顶头上司争论了一场之后，意见不蒙采纳，竟径自去向最高行政首长投诉。越级呈报是官场大忌，他做官的方式却大大不对了。这又是他蛮劲的表现之一。

这时宁远之北的十三山有败卒难民十余万人，给清兵困住了不能出来。朝廷叫大学士孙承宗设法解救。袁崇焕申请由自己带兵五千进驻宁远作声援。另派骁将到十三山去救回溃散了的部队和难民。王在晋觉得这个军事行动太冒险，不加采纳。结果十余万败卒难民都被清兵俘虏，只有六千人逃回。

满清这时在经济上实行奴隶制度，女真人当兵打仗，以抢劫财物为主要工作，认为男子汉耕田种地是耻辱，所以俘虏了汉人和朝鲜人来耕种。汉人、朝鲜人的奴隶是可以买卖的，当时价格是每个精壮汉人约为十八两银子，或换耕牛一头。 (注：详见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 十三山的十多万汉人被俘虏了去，都成为奴隶，当然受苦不堪，同时更大大增加了满清的经济力量。

那时袁崇焕仍极力主张筑城宁远。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守不住。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见识之人，亲自出关巡视，了解具体情况，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

不久孙承宗代王在晋作辽东主帅。天启二年九月，孙承宗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带兵驻守宁远，这是袁崇焕领军的开始。

满桂是蒙古人，骁勇善战。从那时起，他和袁崇焕的命运就永远结合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一个蒙古武将，一个广东统帅，都是十分刚硬、十分倔强的脾气。两人一起经历了多次生死患难，也有过不知多少次激烈的争吵。一直到死，两人仍是在争吵。但在两人的内心，却又一定互相钦佩。那既是英雄重英雄的心情，又知在抗拒清兵大敌之时，非仰仗对方的力量不可。高明的组织才能和正确的战略决策是必要的，亲临前敌、殊死决战的刚勇也是必要的。

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只守八里和守到二百多里以外，战略形势当然大有区别。

宁远现在叫作兴城，有铁路经过，是锦州与山海关之间的中间站。地滨连山湾，与葫芦岛相距甚近。我真盼望将来总有一日能到兴城去住几天，好好的看看这个地方。

天启三年九月，袁崇焕到达宁远。

本来，孙承宗已派游击祖大寿在宁远筑城，但祖大寿料想明军一定守不住，只筑了十分之一，敷衍了事。

袁崇焕到后，当即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进行筑城，立了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派祖大寿等督工。袁崇焕与将士同甘共苦，善待百姓，当他们是家人父兄一般，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是袁崇焕一生功业的基础。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吴三桂把清兵引进关来，不知道还要阻挡多少年。

关外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些年来，辽东辽西的汉人流离失所，如给满洲人掳去，便成了奴隶，于是关外的汉人纷纷踊到，远近认为乐土，人口大增。宁远城一筑成，明朝的国防前线向北推移了二百余里。

袁崇焕同时开始整饬军纪，他发现一名校官虚报兵额，吞没粮饷，蛮子脾气发作，当即将他斩了。但按照规定，他是无权擅自处斩军官的。孙承宗大怒，骂他越权。袁崇焕叩头谢罪。孙承宗也就算了。他后来擅杀毛文龙，在这时可说已伏下了因子。

孙承宗也是个积极进取型的人物，这时向朝廷请饷二十四万两，准备对清军发动进攻。孙承宗是教天启皇帝读书的老师，天启对老师很不错，立刻就批准了。但兵部尚书与工部尚书互相商议说：“军饷一足，此人就要轻举妄动了。”所以决定不让他“饷足”，采取公文旅行的拖延办法，使孙承宗的战略无法进行。孙承宗于是进行屯田政策，由军士自耕自食，也得到很大的成效。

天启四年，袁崇焕与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等率领一万二千名骑兵步兵东巡广宁。广宁即今北镇县，在锦州之北，与满清重镇沈阳已慢慢接近了。袁崇焕还没有和清兵交过手，这次已含有主动挑战的意味。但清兵没有应战。袁崇焕一军通过大凌河的出口十三山，从海道还宁远。这时清兵已退出十三山。

袁崇焕这次陆海出巡，写了一首诗，题目是“偕诸将游海岛”，不说“率诸将”而说“偕诸将”，不说“巡海岛”而说“游海岛”，颇有儒将的雅量高致。诗中很清楚的抒写了他的心情：是战是守的方略苦受朝廷牵制，不能自由，见到大好河山，更加深了忧愁。对荣华富贵我早已看得极淡，满腔忠愤，却只怕别人要说是杞人忧天。外敌的侵犯最后总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却实是大患，不知几时方能停止？看到天上浮云，冷清清的月亮，又想到我父亲逝世，伤心得肠也要断了。 (注：原诗是：“战守逶迤不自由，偏因胜地重深愁。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片云孤月应肠断，桩树凋零又一秋。”)

短短三四年之间，从京师戒严到东巡广宁，军事从守势转为攻势，这主要是孙承宗主持之功，而袁崇焕也贡献了很多方略。

孙承宗很赏识他，尽力加以提拔。袁崇焕因功升为兵备副使，再升右参政。孙承宗对他言听计从，委任甚专。

天启五年夏，一切准备就绪，孙承宗根据袁崇焕的策划，派遣诸将分屯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诸要塞，又向北推进了二百里，几乎完全收复了辽河以西的旧地，这时宁远又变成内地了。

清兵见敌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推进，四年之中也不敢来犯。然而进攻的准备工作却做得十分积极，努尔哈赤将京城从太子河右岸的东京城移到了沈阳，以便于南下攻明、西取蒙古，保持充分的出击姿态。

孙承宗有才识，有担当，有气魄，袁崇焕对他既钦佩，又有知遇的感激，这样的上司是极难遇到的。眼见他和孙承宗的共同计划正在一步步的实现，按部就班的收复失地，这几年袁崇焕一定过得十分快乐。他和手下将领满桂、左辅、朱梅、祖大寿、何可纲、赵率教、孙祖寿等人的战斗友谊，也在这些日子中不断加深。 (注：孙承宗是袁崇焕的上司，对他很是赏识，两人书信往来，孙承宗待他犹似平等的朋友，孙承宗的诗文集《高阳集》中有不少与袁来往的书信，两人讨论到朝中奸佞，孙的信中说：“吾辈做天下事，只论人不论天，然天道安可诬也。此一流人，非天去之，又搅多时。吾辈安得不善承天意，亟为勉图。”孙认为奸臣佞臣，将来天必去之，目前我们只好自行努力。又有信云：“此何地，敢爱其身？此何地，敢不爱其身？得手教乃快，此惓切也。当瘁呿时，愿惟少加静息。自爱，正以爱此耳。”劝他保重身体。袁崇焕于崇祯二年被捕，孙承宗有诗感叹，有云：“一缕痴肠看赐剑，几行血泪洒征衣。”又云：“东江千古英雄才，泪洒黄卷半不平。”两人是英雄重英雄。)

可是好景不常，时局渐渐变坏。天启皇帝熹宗越来越喜欢做木工。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尽量发挥他地痞流氓性格中的无赖、无知、无耻以及无法无天。

天启五年，魏忠贤大举屠戮朝廷里的正人君子，将弹劾他二十四条大罪的杨涟下狱。同时下狱的有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大臣，所诬陷的罪名是贪污。百姓大愤，数万士民在北京街道上呼叫大哭。魏忠贤不敢正式审讯，命狱卒在监狱中打死了这些大臣。杨涟死得最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

不久，魏忠贤又杀熊廷弼。

熊廷弼在辽东立有大功，蒙冤入狱，百姓都很同情他。民间流传一部绣像演义小说《辽东传》，描写熊廷弼守辽东的英勇事迹。魏忠贤的徒党中有一个名叫冯铨的，他父亲当年在辽东作布政的官，清兵未到，先就鼠窜南逃。《辽东传》第四十八回有“冯布政父子奔逃”一节，描写冯铨父子弃职而逃的狼狈丑态，可说是当时的“新闻体小说”。

冯铨对这事深为怀恨，又要讨好魏忠贤，于是买了一部《辽东传》放在衣袖里，见到熹宗后，把小说拿出来，诬告说：“这部演义小说是熊廷弼作的，他吹嘘自己的功劳，想要免罪。”熹宗信以为真，登时大怒。大概他看到小说中的绣像将熊廷弼画得威风凛凛，而文字中或许对皇帝还颇有讽刺，于是即刻下旨将熊廷弼斩首，还将他的首级送到各处边界上去给守军观看，那就叫做“传首九边”，说他犯了不战的大罪。然而真正应当负责的王化贞反而不杀。

文字狱也开始发展。江苏太仓的两个文人作诗哀悼熊廷弼，都被加以“诽谤”罪名而处斩。 (注：袁崇焕作了两首诗痛悼熊廷弼，大概没有公开，所以幸未贾祸，诗中公然说熊功高遭忌，不送贿赂致死。这两首诗慷慨悲愤，日后用来吊他自己，也很恰当。《哭熊经略二首》，其一：“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熊被斩首后传首九边，袁崇焕见到熊的首级，面目如生）。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其二：“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家贫罄尽身难赎，赂贿公行杀有名。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图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坛善将兵。”)

魏忠贤喜欢文官武将送他贿赂，越多越好。孙承宗带兵十多万，粮饷很多，应当大量克扣下来转奉给他“九千岁”才是。孙承宗不肯这样办，魏忠贤自然不喜欢，于是派了个吹牛拍马的小人高第去代孙承宗作辽东经略。高第一到任，立刻就说关外之地不可守，要撤去关外各城的守御，将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

这战略之胡涂，真是不可理喻。那时清兵又没有来攻，完全没有撤兵逃命的必要。大概他是怕一旦来攻，非败不可，还是先行撤兵比较安全。

袁崇焕当然极力反对，对高第说：“兵法有进无退。诸城既已收复，怎可随便撤退？锦州、右屯卫一动摇，宁前就震惊，山海关也失了保障。这些外卫城池只要派良将守御，一定不会有危险的。”高第不听，下令宁远、前屯卫也撤兵。

袁崇焕倔强得很，抗命不听，说道：“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决计不撤。”

高第是胆小的书生，袁崇焕虽是他部属，但见他蛮劲发作，声色俱厉的不服从命令，也就不敢对他怎样，只是下令将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的守兵都撤去了，放弃了粮食十余万石。撤退毫无秩序，军民死亡载道，哭声震野，百姓和将士都气愤难当。

袁崇焕的父亲早一年死了，按照规矩，儿子必须回家守丧。当时朝廷以军事紧急，下旨不许他回家，命他在职守制，称为“夺情”。这时袁崇焕大怒，上奏章要回家守制。朝廷不准，为了慰抚他，升他为按察使。但这样一来，数年辛辛苦苦的经营毁于一朝。虽然升官，也决不会开心。

可以想像得到，袁崇焕在这段时期中，“×他妈”的广东三字经不知骂了几千百句。他是广东人，虽自幼居于广西，平时大概说广东话。他是进士，然而以他的性格而遇上这种事情，不骂三字经何以泄心中之愤？或许高第不敢见他的面，否则被他饱以老拳、殴打上司的事都可能发生。

高第，字登之，万历十七年进士。他考试果然“高第登之”，但做大军统帅，却是“要地弃之”。

军事上这样荒谬的决策，大概只有当代南越阮文绍主动放弃顺化、岘港，弃军四十万，因而引致南越全面溃败一事，可以与之“媲美”。

五

满清看出了明朝的虚实，知道高经略无用，袁崇焕无人支持，于天启六年 （一六二六） 正月大举渡辽河攻宁远，兵十三万 （在这几年中，清军的实力已扩充了一倍） ，号称二十万。二十三日攻抵宁远。

大敌终于攻来了。

朝廷荒唐，主帅荒谬，援军是一定不会有的。那怎么办？弃城而退是服从主帅命令；守城罢，宁远一城孤军，怎能挡满清的倾国之师？

在这紧急关头，袁崇焕奋发了英雄之气，决意抗敌。

他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何可纲等，集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刺出自己鲜血，写成文告，让将士传阅，更向士卒下拜，激以忠义。全军上下在他的激励下人人热血沸腾，决心死战。

他又下令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凡是宁远有兵将逃回来，一概抓住斩首。山海关有他的上司辽东经略高第镇守，袁崇焕的职权本来只能管到宁远和前屯，山海关总兵杨麒他是管不着的。但这时还管他什么上司不上司，职权不职权，“×他妈，顶硬上，几大就几大！” （淞沪之战时，十九路军广东兵守上海，抗御日军侵略，当时“ × 他妈，顶硬上”的广东三字经，在江南一带赢得了人民的热烈崇敬。因为大家都说：广东兵一骂“ × 他妈！”就挺枪冲锋，向日军杀去了。）

他母亲和妻子这时也在辽西，大概住在山海关或前屯卫后方。他将母亲和妻子都搬到宁远城中来住。全家和宁远共存亡的决心，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注：见李光涛《清入关前之真象》。但此节不见于其他记载，不知李先生有何根据。)

廿四日，清兵杀到城下。袁崇焕初次见到“辫子兵”的威猛。

清兵都有辫子，在那时，汉人只要听到“辫子兵”三字，不由自主的就胆战心惊，直到十余年后仍是如此。李自成部下的闯军都是身经百战的悍将健卒，席卷而东，攻破北京，在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和吴三桂部大战时，丝毫不落下风。但清兵突然出现，闯军中响起“辫子兵来了！辫子兵来了！”的惊呼，数万精兵就此全军大溃，一败涂地。李自成逃出北京，向西急窜，“大顺”朝终于覆灭。在那时候，“辫子兵”就是“无敌雄师”的代名词。

袁崇焕并不比李自成更会打仗，他部下兵将也并不更为勇猛。但他更加镇定坚决，他没有个人的自私欲望，不像李自成那样想做皇帝。他的部属也不像闯军那样，抢饱了财物美女，不想打仗。真所谓“无欲则刚”，所以他比李自成更刚强。

他是“×他妈，顶硬上”的英雄。

但他部下的兵将不是广东人，主要是辽河两岸的关外健儿，其他各省的都有。只因为主帅有“顶硬上”的英锐之气，部属也都跟着他“顶硬上”了。

这时宁远守兵约一万，而清兵有十三万。向来明清交战，总是明兵多而清兵少，这次却众寡易势，大军都在经略高第手中。高第全军据守山海关，果然并不派兵来救。

努尔哈赤先分遣部队绕过宁远，在城南五里处切断了通向山海关的大路，然后放几名俘虏来的汉人去宁远向袁崇焕传话：“我这次带了二十万大军来攻，宁远非破不可。守城官如投降，我一定大加优待，封为大官。”袁崇焕回答说：“你突然领兵来攻，那是什么道理？锦州与宁远两城，你本来已经占领，又再放弃。我修筑好了来住，自然要死守，怎肯投降？你说有二十万兵，未免夸大。你真正的兵力大约是十三万，我倒也不以为来兵太少了。” (注：《清太祖实录》卷十。)

努尔哈赤于是大举攻城。

当时朝鲜使者带同翻译官韩瑗去北京朝见皇帝，刚到达宁远。袁崇焕很高兴的招待使节及其随从。朝鲜使节见守军甚是镇定，暗暗感到奇怪。袁崇焕和三数幕僚闲谈，及报清兵攻到，袁崇焕乘轿至战楼，又与韩瑗等谈古论文，泰然自若，全无忧色。过了不久，忽听得一声大炮，声动天地。韩瑗大惊，只吓得低下了头抬不起来。袁崇焕笑道：“贼兵来了！”打开城头敌楼的窗子，向外望去，只见清兵蔽野而来。城中却声息全无。

成千成万的辫子兵冲到了城边，突然之间，城头举起千千万万火把，矢石如雨般投下城去。战事越来越激烈，明军忽然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一半探出城外，大柜中伏有甲士，俯身射箭投石，投完了便将大木柜拉进来，再装矢石出去投掷。跟着地雷爆发，土石飞扬，无数清兵和马匹被震上半空。 (注：据日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中所引述朝鲜使者当时在宁远城头的目睹记。)

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称为“铁头子”。清兵以坚车攻城，车顶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伤。城内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门，在城头轮流轰击，每一炮打出去，破坏杀伤及于数里。 (注：据《胪天颂笔》。)

清兵奋勇迫近，推了铁裹车猛撞城墙，声音轰隆轰隆，势道惊人，撞击了很久，城墙撞破的地方很多。清兵再用像云梯那样的裹铁高车来撞击城墙高处。随后又把裹铁车推到城墙边，上面用木板遮住，以挡城头投下的矢石，车里藏了兵士，用铁锹挖掘城墙墙脚。清兵攻进了城墙下的死角，大炮已打他们不到。在这危急之时，守军想到了计策，抬了屋子前的长条大阶石从城上投下去。阶石十分沉重，铁车上的木板挡不住，压死了不少清兵。

攻城历时很久，城基给清兵挖成了一个个凹龛，清兵躲在城墙洞内向里挖掘，城上再投大石下去，就打不到了。这时宁远四周十余里的城墙墙脚已被挖得千孔百疮，眼看城破在即，满城百姓惊惶得很，都抱怨说：“袁爷为了他自己一人，害死了我们满城百姓。”后来北京百姓怨怪袁崇焕，大概也出于这种懦怯卑劣的心理。

大家正在彷徨无策之时，通判金启倧 （浙江人） 临时想出了几件新式武器，将火药撒在芦花褥子和被单上，纷纷投到城下去。他将这件新式武器取名为“万人敌”。当时是正月，气候酷寒，攻城清兵见到被褥，就都来抢夺，城上将火箭、硝磺等引火物投下去，“万人敌”立即燃烧，烧死了无数清兵。另有一种“万人敌”是将火药放在空心的大泥团中，外面围以木框，点燃了药引投下城去，泥团不断旋转喷火，烧死敌兵。那位金通判后来在赶制“万人敌”之时，火药碰到火星，不幸被烧死了。 (注：据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引宁远围城时在鼓楼前开店的一名花椒商人所述。)

这时城墙被撞垮了一丈多，袁崇焕不能再泰然自若了，亲自搬石来堵塞缺口，连受了两次伤。部将劝他保重。他厉声道：“宁远虽只区区一城，但与中国的存亡有关。宁远要是不守，数年之后，咱们的父母兄弟都成为鞑子的奴隶了。我若胆小怕死，就算侥幸保得一命，又有什么乐趣？”撕下战袍来裹了左臂的伤口又战。将士在他的榜样之下，人人奋勇，终于堵上了缺口。 (注：据梁启超《袁崇焕传》。该传中叙述清兵败退后，“崇焕复开垒袭击，追北三十余里，清军大乱，死者逾万人。”与其他资料不符，今不取。)

廿五日清兵又猛攻，袁崇焕督将士死战。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受了伤。血战三日，清兵损失惨重，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兵。

此役杀死了清军中着锦衣的军官十余人，即满洲人称为“牛录额真”的，每一“牛录额真”统兵三百人 （约相当于营长） 。清兵退去后，守军将五十名敢死队用长绳缒到城下，拾到了十余万枝箭。城墙上给清兵挖出的洞穴有七十余个。这时点查火药库，火药也用尽了，局面真是危险得很。

敌军解围而去之后，百姓感到安全了，满城大哭，纷纷去拜谢袁崇焕与满桂的救命之恩。为什么要“满城大哭”？想来是既感激又惭愧，又是说不出的欣喜罢。

第二天早晨，清兵大队人马拥聚在城外大平原一边。袁崇焕派遣一名使者，备了礼物去送给努尔哈赤，对他说：“老将横行天下为时已久，今日败于小子之手，只怕是天意了。”努尔哈赤已受了伤，于是回送礼物及名马，约期再战。

所谓“约期再战”，只是掩饰面子的话。努尔哈赤不敢再攻宁远，转而去攻觉华岛泄愤。

袁崇焕招募来的两广子弟兵，在宁远之战中似乎并未发生如何重大的作用。据我猜想，极可能是袁崇焕派了广东水师守觉华岛。觉华岛现在叫菊花岛，在葫芦岛之南，在宁远之东海外，离岸十八里。当时是关外屯聚粮草的重地，因为关外军粮靠海运接济，在觉华岛起卸最方便。寒冬之际，海面结了厚冰，变成了陆地，广东兵所擅长的水战完全用不上，只得把车辆排起来当防御工事，在冰上和清兵打陆战，结果全军覆没，岛上十余万石粮食尽被焚毁。这几千名广东海军，大概多数在这一役中牺牲了。 (注：袁崇焕《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航而金瓯复归，再航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冱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栖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

努尔哈赤对诸贝勒说：“我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什么单是宁远一城就打不下来？”十分恼怒。七月间到清河温泉疗养，派人去召大福晋 （正妃） 来，同回沈阳，因心情郁郁而发背疽 （癌） ，在离沈阳四十里处的叆鸡堡逝世，年六十八岁。

努尔哈赤一生只打了这一个大败仗。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 (注：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中说：“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袁崇焕指挥这个战役很有儒将风度，坐轿子在城头敌楼中督战，打了胜仗之后，派使者送礼物给努尔哈赤，颇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周瑜羽扇纶巾、谈笑用兵的气派；也似南朝梁朝大将韦睿临阵时轻袍缓带，乘舆坐椅，手持竹如意指挥军队。韦睿身子瘦弱，但战无不胜，敌军畏之如虎，称为“韦虎”。不过到了当真危急之时，袁崇焕也不能再扮儒将了，只得以“蛮子”姿态来死拼。

六

当朝中得到清兵大举来攻的讯息时，百官惊惶之极。兵部尚书王之光与廷臣商议，人人束手无策，以为这一次宁远一定要失了，不知山海关是否能保得住。山海关若失，清兵便到北京。后来得到捷报，朝野自然喜出望外，谢天谢地。

高第因不援宁远而免职，以王之臣代。袁崇焕升为右佥都御史。那是正四品的官。

三月，复设辽东巡抚，由袁崇焕升任。魏忠贤见他地位重要了起来，开始对他提防，派了两名亲信太监刘应坤与纪用去宁远监军。皇帝派特务监视部队长官，是历代政治腐败时常常出现的情形。特务干预军事，后果一定极差，所以袁崇焕上疏反对，但抗议无效，特务太监非来不可。朝廷为了安抚他，加他一个兵部右侍郎 （正三品，相当于国防部第二副部长） 的头衔，并赏银币，子孙世袭锦衣千户。

在这时候，袁崇焕与大将满桂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的原因在于另一个大将赵率教。

满桂和赵率教都是第一流的将领，但性格很不同。 (注：《明史·满桂传》：“桂椎鲁甚，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明史·赵率教传》：“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与满桂并称良将。二人既殁，益无能办东事者。”) 满桂是蒙古人，非常戆直，简直有些傻里傻气。赵率教却十分的机伶精乖，相信他一定很会讨好上司，所以每一个辽东统帅自袁应泰、王在晋、孙承宗、高第以至袁崇焕，个个都很喜欢他 （在《碧血剑》小说里，在袁承志周岁时送金项圈的就是他） 。

满桂和他本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清兵大举来攻宁远时，赵率教在前屯卫镇守，派了一名都司、四名守备带兵来援。当时大敌压境，赵率教自己不来和上司及好朋友共赴患难，所派的援兵又到得很迟，满桂大大不高兴，不许援兵进城，后来因袁崇焕的命令才放他们进来。等到宁远解围，赵率教想分功，满桂不许，又骂他为什么自己不来救援，太没有义气。两人为此大吵。大概满桂的态度十分粗鲁，蒙古三字经骂之不已，说不定还想出拳打人，袁崇焕便袒护赵率教。

冲突转移到了袁、满二人之间，或许满桂对上司不够尊敬，于是袁崇焕要求将满桂调走。 (注：袁崇焕奏章中说满桂“意气骄矜，谩骂僚属，恐坏封疆大计，乞移之别镇，以关外事权归率教。”)

朝廷群臣都知道满桂打仗的本事，但将帅不和总是不对，便依从了。可是经略王之臣极力认为满桂决不可去。朝廷召还满桂的命令已颁下了，于是听了王之臣的主张，再命满桂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坚决不接受。朝廷无法，只得将满桂调回北京，保留左都督原官，派在国防机构办事。

这件事情显然是袁崇焕的蛮子脾气发作，冲动起来，作出了违反理智的决定。由于王之臣袒护满桂，袁崇焕又去和王之臣吵闹。朝廷怕王之臣与袁崇焕不断冲突，坏了大事，于是将指挥权划分为二：关内的部队由辽东经略王之臣指挥，关外部队则由辽东巡抚袁崇焕指挥。经略的官比巡抚大，但这时袁崇焕已不属辽东经略管了。

袁崇焕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冷静下来之后，知道是自己的不对，于是上奏请再用满桂。朝廷当然批准，派满桂兼统关内外兵马，赐尚方剑。王之臣和袁崇焕是文官，等于现在的政委；满桂是武将，是部队司令。武将受文官指挥。

幸亏袁崇焕不坚持错误，否则二次宁远大战，就不能得到满桂这样的大将来主持城防。满桂回任后，大概袁崇焕和他修好，表示了歉意。

在这时候，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这道奏章有很大的重要性。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三、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最耽心的事，是立了功劳之后，敌人必定要使反间计，散播谣言，而本国必定有人妒忌毁谤。 (注：《明史·袁崇焕传》引述他的奏章：“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自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

他深知明军的战斗力不如清军，野战不利，只有用己之长，所以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

所统带的部队无力打野战，作为主帅，自然深感棘手。但训练一支善打野战的劲旅，非一朝一夕之功，那是无可奈何的；而对于势所必至的朝臣忌功中伤，更是无可奈何，只有盼望皇帝和大臣们能加以照顾了。

袁崇焕也不是一味的蛮干，有时也有他机伶的一面。他对魏忠贤派去监视他的两名特务太监敷衍得很好。当年冬天，他带同赵率教以及两名特务太监刘应坤、纪用，兴办防御工事及屯田，渐渐又再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

他在奏章中将这两名太监的功劳吹嘘了一番，所以魏忠贤和刘应坤、纪用三人都得到了封赏。刘、纪二人似乎也不是坏太监，并没有对袁崇焕掣肘阻挠，后来宁锦大战，刘应坤在宁远城上督战，纪用在锦州城上督战，都勇敢得很。大概二人为袁崇焕的忠勇所感召，也变得忠勇起来。可见也不是所有的太监都是坏人，主要还在领导者如何领导。

七

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接位。

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赵匡胤、忽必烈、朱元璋之下。中国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由于种族偏见，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明断果决、多谋善战，除刘秀、唐太宗、成吉思汗外，中国历朝帝皇没几个能及得上。 (注：皇太极在西方人的书中写作Abahai，法国学者格奥赛（René Grousset）在《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辉煌》一书中有《一六四四年的大变》一章，其中说：“皇太极是蛮人中的一个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军事才能，和对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结合起来。”)

努尔哈赤是罕有的军事天才，这个老将终于死了，继承人是一个同样厉害的人物。皇太极的军事天才虽不及父亲，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袁崇焕所受到的压力一点也没有减轻。

皇太极接位之时，满洲正遭逢极大的困难。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努尔哈赤遗命是四大贝勒同时执政，行的是集体领导制，皇太极的权位很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传统市场。满洲当时在经济上是奴隶制，掳掠了大批汉人来农耕，生产力相当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天灾，辽东发生饥荒。 (注：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银三百两。牛一，银百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匹一，银九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于是诸臣入奏曰：盗贼若不按律严惩，恐不能止息。上恻然，谕曰：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缉获者，鞭而释之可也。遂下令，是岁谳狱，姑从宽典。仍大发帑金，散赈饥民。”皇太极宽待因饥饿而为盗的百姓，与崇祯督促部将“限期破贼、杀贼立功”的政策恰正相反。) 如向中国侵略，却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

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

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正是理想的掠夺对象。在外交上，朝鲜采取的是“事大 （对明） 交邻 （对日本、满洲） ”政策。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皮岛总兵官毛文龙的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在必定可以得到的军事胜利之中树立威望，巩固权位。

中国方面的困难也相当不小。

训练一支既能守、又能战、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需要相当时间。

袁崇焕任宁前道佥事时，山海关外四城，纵深约二百里，广约四十里，屯兵六万余人，粮饷全靠关内支给。后来在孙承宗、袁崇焕主持下，恢复锦州、中屯、大凌河诸城，国防前线向北推展，屯田数千顷，兵士足食。高第代孙承宗为经略，尽弃锦州诸城，宁远没有了外卫，也没有了粮源。靠朝廷接济是很靠不住的，朝廷对于拖欠粮饷向来兴趣浓厚。袁崇焕做辽东巡抚，首要目标是修复锦州、大凌河等城堡的守备，然后屯田耕种。但筑城工程费时甚久，又不能受到敌人干挠，在和满清处于战争状态之时无法进行。

所以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时期，以便进行自己的计划。明方是练兵、筑城、屯田；清方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皇太极则可巩固权位。努尔哈赤去世时，满清大权交由四大贝勒共掌，四大贝勒的权力相同，那是二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侄儿兼养子阿敏，皇太极因得代善支持而继位为满清大汗。

因为明清双方的国力实在太过悬殊。中国那时的人口，官方的记录是六千多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当时男丁要被政府征去义务劳动，不参加的要缴钱代替，所以百姓尽可能的瞒报人口。外国学者们的估计相互差距很大，最高的估计认为那时中国人口是一亿五千万人。我相信当不会少于一亿人。 (注：何柄棣：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一书中，认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万，到明末时已涨了一倍以上。) 女真人大概不到五十万人。 (注：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中，根据朝鲜《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的资料，认为一六二一年时，努尔哈赤的兵数二十万，再加上妇女老少，“全人数当在四五十万左右。”) 人口的对比是二百比一甚至三百比一。满清所占的土地，只是今日吉林、辽宁、黑龙江的一部份，与中国相比也相差极远。中国火器犀利，葡萄牙大炮尤其非清兵所能抵挡。

清方的长处，主要只是“明朝本身的腐败”，以及清军战斗力强劲和统帅部高明的军事才能。只要袁崇焕镇守宁远，清方的长处就受到了限制。持久的缠斗下去，满清势必难以支持。

袁崇焕宁远大捷，在军事上并无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并没有摧毁清军的主力，甚至没有削弱清军的战斗力。然而在政治上，对士气与民心却有非常巨大的振奋作用，这使中国军民知道清军也不是不会打败仗的。经此一役之后，本来投降了满清的许多汉人官吏和士卒又逃回来了。宁远城头的大炮，轰碎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 (注：《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东华录》载天聪三年八月戊辰，“大臣同谋倡逃”。《明清史料》乙编载，崇祯二年二月廿一，袁崇焕塘报：“一日之内，降者竟前后接踵而至。”)

清方从来没有期望真能征服中国。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祖宗，长期来做明朝所封的边疆小官。努尔哈赤幼时住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里，类似童仆奴隶。所以他们对于明朝有先天性的敬畏，自卑感很深。宁远之战，使他们下意识中隐伏着的自卑感又开始抬头。

明朝是自己覆灭的，并非给满清所打垮。

满清与明军交战，始终强调“七大恨”，满清认为明朝有七件大事欺侮女真人，逼得他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 (注：“七大恨”：一、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二、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据誓约杀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以资报复；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抢夺金国的人参、貂皮；七、听信叶赫，写信来辱骂侮慢。) 满清一直没有自居能与明朝处于平等地位。“七大恨”的基本思想，是抱怨明朝作为最高统治者，却在努尔哈赤与敌对部族发生争执时袒护对方，没有公平处理，那是下级对上级的申诉。例如第五大恨的“老女事件”，叶赫部的一个王公本来答应把他十四岁的妹妹送给努尔哈赤为妾，但廿二年后，这个三十六岁的“老女”改嫁给蒙古王子，努尔哈赤认定是出于明朝的授意，身为上级而不秉公断事。

差不多在每个战役之后，清方总是建议谈和。因为他们对于目前的成就早就喜出望外，本来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只求明方正式承认他们所占的土地，让他们能永久保有，就已心满意足了。但明朝从来置之不理，认为对方根本没有谈和的资格。明朝的态度是这样：“你们是朝廷的部属，只能服从命令，怎么能要求谈判和平？”这种死要面子的不现实态度，使得明朝始终没有能争取到一段喘息的时间来整顿军备、巩固防御。

袁崇焕充分了解到争取暂时和平的必要。努尔哈赤的逝世正是一个好机会。这时刚好有一个五台山的喇嘛李喇嘛来到宁远。满洲人信佛教，尊崇喇嘛，袁崇焕就请李喇嘛作居间的使者，派了两名都司和随从等三十三人，于天启六年十月去沈阳吊祭努尔哈赤之丧，作初步的和平试探。但他知道朝廷绝不喜欢提“议和”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