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与中国的廉租房之弊

　　廉租房制度并非十全十美
　　当然，这世界上难觅十全十美，廉租房即便像西方那样发展了多少年，制度再完善，还是有弊病的。除了福利国家一般性高福利制度的弊病外，仅就住房福利而言，廉租房制度也有一些独特的问题。一是穷人集中居住的廉租房社区往往人文环境很差。像美国纽约的哈勒姆，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豪姆，圣路易斯的普鲁伊艾格，都是廉租公寓楼群，就建筑外观看并不差。我曾开玩笑说就像我住的蓝旗营小区(北大清华合建的教授楼区)——但仅仅是建筑外观而已，讲到治安和秩序就完全两回事了。尤其像美国这样的福利房低覆盖率国家，既不像北欧那样大比例的人口住公房，居民构成比较均衡，也不像印度完全是民间自然形成的贫民窟，房屋虽破烂却存在着一定的传统道德秩序，犯罪率并不高。而美国这些由国家为最贫困群体集中建设的社区，治安比上述两者都糟糕。
　　为此，美国从1980年代起陆续拆除了一些治安问题严重的贫民廉租楼小区，转而推行贫富混合居住的“希望计划”，力图把廉租房分散兴建在中产社区中间。但这个做法也很难解决问题：
　　一是美国社区自治发达，让中产居民接受在其聚居的社区间兴建贫民廉租房，这工作并不好做，因而“希望计划”进展缓慢。
　　二是即便国家经过多方努力可以把贫民廉租房建到中产社区，却不能禁止原有中产居民迁出。在房屋交易活跃、居住流动性大、几乎人人开车、不那么看重居住区位，但很重视人文环境的美国，“穷人迁入后富人就迁出”的现象很常见。事实上像哈勒姆这样的地方，当初并非如今这种贫民区，就是在罗斯福新政以后，随着政府在此为穷人兴建廉租公寓楼，中产居民不断外迁，才逐渐成为今天这种“建筑壮观的贫民窟”的。如前所述，由于没有身份特权的传统壁垒，美国的城市化一向比欧洲自由，因此与法国铁腕伯爵驱逐穷人的“奥斯曼现象”相反，穷人进城把富人挤走一直是美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混合居住计划”能否改变这个特点，确实很难断言。
　　最后，贫富混居就算能实现，它在总体上对犯罪率的影响究竟如何也不无争议。穷人犯罪率较高(这个事实陈述自然不是歧视穷人的理由，因为穷人首先是不幸的，谁愿意做穷人?)大概古今中外皆然。集中的贫民区如果犯罪比较集中，把贫民分散居住可能也不过是分散了犯罪而已，总的社会犯罪率是否会下降仍有疑问。同时，贫民集中区无疑会有一些不利治安的因素(如犯罪仿效率高、易于出现团伙等)，但也会有些利于治安的因素(如社区同质性强，不易产生社区内被歧视感并因此滋生怨恨等)，而贫富混居则会有与此相反的两种因素。因此它究竟利弊如何，还有待于观察。
　　于是除了推进贫富混居计划外，美国人也在想别的主意。改公屋(无论集中建设还是分散建设)政策为帮助穷人买房的政策就是一个主要思路。因为分散化的随机买房既可以避免公屋区治安问题，又可以使“穷人有房住”进化为“穷人当房主”，趋近于“业主社会”的理想。于是在朝野、左右、贫富各阶层的共同推动下，近二十年来美国不再扩大住房福利覆盖率，而主要采用不断降低首付和初期利率的办法撤除按揭门槛，使越来越多的穷人得以贷款买房，提高住房自有率。由此形成的信用风险则通过“房贷证券化，证券市场国际化”推动房价不断走高来化解。
　　这实际上是利用金融全球化和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向世界金融市场透支，以帮助美国穷人当“业主”。本质上也可以视为一种以全球金融风险为代价的特殊的“高福利”住房政策。当然，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啸”证明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馊主意，此路肯定不通。危机爆发后西方出现关于原因的左右论战，左派责怪“华尔街寡头”推动了金融“过度自由”，右派抱怨政府出于民粹考虑推动穷人买房制造了变相的高福利陷阱。其实笔者曾指出：两种指责都其来有自，实际上这是西方民主国家左右翼都要讨好民众，而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与中国这类行为相反国家出现“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所积累的结果。
　　“驱逐贫民窟，许诺廉租房”，可能吗?
　　如前所述，西方民主国家的廉租房和其他住房福利制度都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它决定了国家财政的运用必须向多数人倾斜，再分配无论力度如何，方向上只能是趋向平等的“正调节”而不能是反平等的“逆调节”。二是穷人在可以“要求保障”之前先有了“不受驱逐”的权利，或者说他们是在“消极自由”的基础上获得“积极自由”的。如果没有这一前提，作为被驱逐对象的穷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廉租房的申请者。
　　而缺了这两个前提，廉租房制度就与其他再分配制度一样很难具有“正福利”性质，上面所说的廉租房制度的优点很难落实，而它可能产生的缺点，则与上述西方廉租房制度的缺点不可同日而语。
　　实际上，我们今天搞廉租房建设时提到的境外榜样，民主福利国家就不用说了，包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不那么民主，因而我们一些人更以为可以借鉴的地方，当初也都是承认棚户区的存在，并且通过向棚户居民提供公屋来逐步缩小乃至基本消除了这些贫民窟的。而且我国现今的廉租房同样以城市户籍的“住房困难户”为主要提供对象，他们常常就是棚户区(如前所述，就是我国目前的“合法贫民窟”)居民，并且以此为理由来申请廉租房的。换句话说，无论西方、东亚还是我们现在能够确实发挥作用的廉租房制度，其实质都是“承认贫民窟，争取廉租房”，而不可能是“驱逐贫民窟，许诺廉租房”。
　　然而，我国这种“能够确实发挥作用的廉租房”其实极其有限。因为我国如今“城市户籍的‘住房困难户’”其实为数不多——这并不是我们有什么独特的“优越性”。事实上如前所述，几乎所有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城市贫民”主要都是新移民，老市民是很少住在“贫民窟”的。只不过他们的新移民被承认为城市贫民，而我们的新移民仍被视为“外来人”罢了。由于我们城市中这些“外来人”没有“不受驱逐权”，因此廉租房制度无法覆盖他们。又由于我国政治民主滞后，权力制约不足，“负福利”难以消除，包括特权化的住房福利在内。于是我国目前“保障性住房”政策的两大毛病，即“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廉租房不给农民工”，就成了最抢眼的问题，而远比上述西方廉租房制度的问题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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